约12480字。
   《报任安书》学案
　　兖州实验高中何勇
　　一、精思妙文
　　大义生死
　　读屈原和司马迁的故事，是在儿时。儿时读历史，不知“史是史，我是我”，总把自己比将进去：遇此情境我当如何？但正是这种类比，却凝睇着一种世界观的奠基。
　　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一人独有。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思考存在的。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选择死，一个却不惜忍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萦绕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尽忠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别无选择地献身，后者却是投机的。身为“楚臣”，他不能承受楚国亡国的事实。
　　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唯一的选择。他把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将士“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
　　屈原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侵入受辱而死的。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的独立的死。“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悲吟着，高歌着，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史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中国古人发明了一个伟大的词———视死如归。“浩气还太虚”，回归自然。中国人承认自己是从自然中来的。精、气、神为天地所化。死，是将这从大地而来的浩然之气归于造化它、养育它的泥土和流水。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身为史官，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开罪于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而已。他要完成千古史记。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和怀恨。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是以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虽物换星移，却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史记》之功，可谓“再造”了中华民族。
　　有时，中国人甚至将“生”看作是比“死”更难的事情。
　　有一个“退麝投岩”的故事。麝鹿被猎人追杀无计时，会跑到岩边，将自己身上的麝香掏出，搓入泥土，归还大地，不令猎人所得。然后，投岩而亡。这是对文化人的生命与使命的庄严比喻。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欲灭亡中国，尤其要扑杀我民族的精英。西南联大的诸教授们跑到了去南。这正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岩力”，他们将自己的麝香掏出，哺育后生，还给中华，以雪国耻。这个比喻，正是发自内心与行为，而非只是课堂上的高调。
　　好一个“退麝投岩”！在此，一部西南联大的历史，已将“择生”与“择死”糅在了一起，这是司马迁与屈原的统一。择生与择死的思考，构成一个人、一个民族隆起的脊骨。没有这伟大的设计，是没有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民族的。
　　二、知人论世
　　【走进作者】
　　司马迁（前145-前86？）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