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
　　刘培培
汪曾祺的名字是与《受戒》、《大淖记事》联系在一起的。汪曾祺六十岁写《受戒》，轰动一时；六十一岁写《大淖记事》，传咏四方。作为羯鼓铿锵中的锦瑟银筝，两文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汪曾祺作品数量不巨而质量上乘，篇篇闪光。他的笔下，有食色，有男女，有民风，有民俗，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浑厚的国学底子，出色的古文修养，以及对民间文化的天然亲和，直接垫高了他的创作，决定了他作品特有的文体价值。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受到废名和沈从文的较大影响。
　　废名作品的特别之处，是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营造，致力于乡村的风土人情，特别是乡村的儿女情态，他所写的是“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也就是说，他不但是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而且还要把散文化的小说写成抒情诗。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则较多地受到废名的影响，一方面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对现代文明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批判，另一方面，则立志要成为湘西生活的叙述者和歌者。因此，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家，不仅在创作上 “通过作家人生体验的融入、散文化的结构和笔调，以及牧歌情调或地域文化气氛的营造” 形成了“文体风格趋于生活”的共同特点，而且，还在理论上对“戏剧化小说”进行质疑，反对装假、做作和矫情，主张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特别是在故事情节上的人为结构和人物性格上的刻意追求，恢复生活的原状，展示生活的本色，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小说或“随笔风格的小说”。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点”主要是由“小说的结构”来体现的，常常是先写环境，再写人，而且是写“事”重于写“人”。其结构是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构建的，也就是说，是按照生活“本来的原貌”来描写的。汪曾祺敢于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一方面是因为他学养丰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自己故乡的风俗人情和掌故传说更是如数家珍，有一种博识的杂家的风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生性淡泊，崇尚自然，讲究情趣，讨厌做作，反对小说的戏剧化。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是由他独特的语气、语调和语感共同形成的。其总的特点是简洁自然、不重修饰。《受戒》按作家自己的说法，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作品的开头，一上来就是两段梦幻式的“呓语”，简短得不能再简短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开头的简短，意在强调语言的自然直白，用一种平静质朴的“语气”给整个小说定下一个基调（语调）：故事虽与梦幻有关，与爱情有关，但文字却不华丽，不失自然朴素之美。正如作家自己所说，“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也就是说，他不讲求一字一词的推敲的奇特，而追求整体的氛围和韵味。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汪曾祺主观上想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