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3500字。
站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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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陶行知先生的课程观所想到的
合肥市四十二中方立平

在陶行知先生为后人留下的500多万字的宏篇巨著中，专门论述课程的文章不多。但陶先生的课程观却渗透、融合在他大量的著作之中，成为伟大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当年陶先生倡导和实践的课程观，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它对当前课程改革的实施和推进仍然有着很好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也有必要认真研究陶行知先生的课程思想，来指导当前的课程改革。
陶先生的课程观，其核心内容是他认为学校课程和通用教科书同等重要，他说：以文字为中心而忽略生活的教科书是“一些缺少滋养料的零食与富有麻醉性的鸦片”，是“中国小孩子的手铐”、是“创造、建设、生产的最大的障碍物”。这种教科书“它是死的、假的、静止的。它没有生命的力量。”陶行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教育弄到山穷水尽，没得路走”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太重书本，和生活没有联系。”陶行知极力反对脱离社会生活的教科书，甚至认为这种教科书“还是没有的好。” 陶行知在反对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的同时，对当时以会考科目取舍学校课程的做法进行了措辞更为激烈的批判。他说：“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至于必不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他认为这种从功利出发，随心所欲地打乱学校课程的做法，其要害是让学校和师生与社会隔绝，与生活阻断。面对传统课程目标上的种种弊端，陶先生在进行无情鞭鞑的同时，更以一个伟大革命家、教育家的气魄和胆量，始终为实践他的课程目标进行勇敢的探索和革新。陶先生提出教育要与时俱进，要按着时势进行，“社会有新的需要，就当添加新的功课去适合他，指导他……社会的新需要没一定，增加新功课也随之而异。”陶先生的一生身处社会动荡、风云变幻的年代，他始终站在改造社会，改造教育的前列，从社会需要，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不怕挫折和困难，甚至不怕生命危险，大力倡办国难教育、抗战教育和民主教育。他编制的学校课程，将教育与社会需求融为一体，将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紧密结合。
陶先生对学校课程的好与坏，提出了三个判别标准。即“（一）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干一个动作的力量。（二）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想了又想的力量。（三）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益求新的新价值的力量。”也就是说，学校课程之好坏要看它能不能引导人去行动，引导人去思想、引导人去创造。他主张“课程要有系统，但也要有弹性，要在课程上争取时间的解放。”“课程组织应敷成多轨”，“运用补充材料及临时材料”、要有“伸缩性和多样性”。陶先生甚至认为，学生考试功课应设定五样东西：一、农事或土木工操作；二、智慧测验；三、常识测验；四、作国文一篇；五、三分钟演讲。1939年陶先生来到重庆，亲手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古圣寺育才学校。育才学校的课程除按部章规定开设普修课外，又按学生“性之相近”，分别建设了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自然六个组，根据各组学术性质开设特修课。开始时，普修课和特修课在教程安排上各占一半时间；以后又将两类课程的时间调整为2/3比1/3；最后，又从实际出发，改进为3/4比1/4。特修课的开设，为学生特殊才能的发展提供了环境、创设了时空。在这样的课程中学习，学生们个性充分绽放，才能自由施展。育才学校十几岁的孩子就能纵论时局，就能进行文学创作、自编剧本、自己导演，就能作曲、作歌，就能写生，速写……。育才课程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孕育了一大批英才。
我们应该承认，陶先生的课程观给我们找到了课程改革目标定位的方向，也为学校课程的编制和设置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长达20多年的历史悲剧——舍弃了自己的产生于伟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