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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的排萧
——《新语文读本》批判

浙江省诸暨市天马实验学校(311800)：边建松  作于 2005年10月26日

民间对语文教学现状的不满，由来已久。但至1999年《羊城晚报》的报道《误尽苍生是语文》才引发大规模的讨论；又至2002年《中国青年报》报道《撞南墙的语文教师》，写了一个不按照正规教材而自编教材上课的青岛语文老师王泽钊，才引发民间语文教材的编写热潮，出现了作家出版社王泽钊编的《新语文》、商务印书馆严凌君编的《青春读书课》、乃至本文要论述的广西教育出版社王尚文、吴福辉、王晓明教授主编的《新语文读本》。这些读本纷纷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有人把这种民间编写语文读本现象，称为“新语文启蒙运动”。很多论者对这些民间编写的语文课本定位甚高，比如今年2月12日《新京报》一篇名为《新语文读本的启蒙意义》的文章说：“这些读本中，有几种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完整的语文教材体系。”作者强烈呼吁教材的“个性”。而《新语文读本》初、高中卷的一出版，犹如惊涛拍岸，一时在大江南北卷起了千堆雪、万重浪，诸多大报媒体都开设专栏，详细报道，央视“读书时间”也对其做了专题介绍。《中国教育报》记者的文章中这样说：“它的立场、意趣、宗旨、格调以及编排方式都体现了它是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语文读本。”网上一位名叫顾悦的学生说：“《新语文读本》与现行教学的体制相适应，按照学生学习、领悟言语的阶段性特征与需要，建立一个循序渐进的阅读体系。”这些论述很有代表性，我无意诋毁所有新语文的教材编写者，但作为一个高中语文教师，我感到《新语文读本》需要繁华之后的反思、热闹之后的清醒。
过高的自我期许
对于《新语文读本》的编写目的，钱理群先生在广泛传阅的《新语文读本——编写手记》一文中，这样阐述：“要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我相信钱先生不是为打语文的人文性旗帜而发出这个声音的，但我不愿意回避这个事实，那就是：“语文到底姓什么？”
这里有必要阐述我的“语文观”——当然，人微言轻，有可能受到极大的嘲笑。在我看来，语文观首先要从语文史说起。如果说，中国有语文史，那么首先来自先民的结绳记事，仓颉造字，是语文的萌芽期；然后在艰难摸索中经历几个世纪，出现孔子这个有历史代表性的教育巨人，形成早期的语文定型期；然后一直延续，识字读书认理乃至个性写作，从世纪初一直贯穿整个封建时代，至十九世纪末期西风渐进，这是语文发展期；五四时期又一次新思想的大麾，影响和动摇了中国的传统根基，迎来了语文的转折期。既然转折，就需要另觅道路，再次定型，我们这一代语文教师实际处在当代的语文定型期。这里面的众多先辈或者凭借旧学，或者借用西方新理论，或者依靠个人感悟，群雄并起，各自编撰教材，出现了以叶圣陶先生为代表的专业语文教育家。语文而至专业，实际上是时代发展所致，无人能够阻挡。但如何专业，所专何业，需要更多的语文教育家在荆棘众生处开辟新路。因此，从语文史的角度说，我以为：当代语文尚未定型。既然如此，《读本》的语文观只是一种尝试的语文观、个人的语文观，他们的目的也是尝试的目的、个人的目的。
虽然在《新课程标准》中也这样认为：语文要“为造就时代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也没有提到语文的“为他们的终身学习与精神成长”。在《新语文读本》的“编者的话”中，有一句话：“我们是把《新语文读本》的编写作为一项学术工作来做的”，钱先生说：“这是确乎如此的。”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是缺少理性和眼光的。有些论者说：“它（《新语文读本》）意味着一种新的语文观——一种有利于开发心智、丰富思想、培养性情、操练想像并利于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的语文观的产生。”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自编教材都这样说的，但没有经过一定的实践，只凭借几个“研究文学、历史、教育的研究员”“大学教授、讲师与研究生”“资深编辑，语文教育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