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饮食文化看语言的社会性

　　饮食文化之所以绚丽多姿是离不开饮食语言这一物质外壳的。作为社会文化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饮食文化,我们可以从其内容角度看到语言与社会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将“饮食为先”的朴素认识提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而在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中,饮食又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领域也都是基于饮食生活之上的,都是由饮食生活所决定和制约的。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创造了绚烂的饮食文化,从厨行祖师——彭祖(一说伊尹)到上海著名厨师陈德奎老师傅;从夏、商、周三代的钟鸣鼎食到现代的四大菜系(川、京、苏、粤)、八大风味(浙、沪、闽、皖、湘、鄂、豫、秦)的形成;从慈禧太后的清宫御膳到唐人街上风靡美国的中国菜;从屈原《楚辞•招魂》中最早的筵席食单到唐代的“烧尾宴”,再到清代的“满汉全席”,中国的饮食技艺可以毫不夸张地称得上是饮誉世界、独占鳌头。 
　　一、饮食词语与社会饮食是密不可分的。  
　　1、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会,饮食词语也离不开社会的饮食文化。 
　　人类的祖先没有锐利的爪牙和强壮的体魄,更没有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但是,他们也需要维持自身的生命和发展,力求能够在与大自然的较量中生存下去。这就是说,他们这时的真正的事业是为了“吃”,为了食能果腹。这一时期是原始生民的渔猎采集经济阶段,正是这一为了“果腹”而共同劳作的过程中,成员之间感到什么东西非说不可。迫切的交际需要,终于使得语言应运而生。可见,离开了人类社会的饮食需要,离开了基于这一目的之上的人类社会交际的需要,语言是不能产生的。 
　　饮食语言因社会饮食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诗经》时代,烹事有了菹、包、炮、炙、脍、燔、湑等十多个名目,到现代则有腌、糟、醉、酱、渍、脯、羹……名目之多,让外行人眼花缭乱。这些饮食术语的不断丰富,充分显示了中国烹饪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生产力向前迈进的有力见证。不仅饮食文化术语的变化验证了这一点,就连烹饪器具的名称变化也足以证明这一点。考古学家已证实,从半坡氏族到夏朝,炊具大多是陶瓦器,夏朝晚期开始出现青铜器。人们用青铜器铸成的鼎来炖肉,用釜来煮汤,用甑和甗来蒸饭。时至今日,炊具已变为铝锅、电烤箱、微波炉以及集熬粥、焖饭、炖鱼、于一体的全自动电饭锅;餐具也为简单实用的盘、碟、碗、缸、盒等取而代之;酒器则被样式各异质地纷呈的酒杯所代替。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总而言之,通过饮食语言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例子,我们可以推及整个语言。可以说,语言的发展是始终依赖于社会前进的。 
　　2、社会饮食文化的发展需要语言。  
　　在饮食语言中,有大量反映社会历史现象和风貌的词语。“茹毛饮血”一词,就反映了当时原始生民不会用火,连毛带血生吃禽兽的饮食现象。通过这一词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以及人类祖先的饮食习惯。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极为低下,不仅从“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中可以看得出,就连饮食词语都可以反映出来。“举案齐眉”这一成语典故载于《后汉书•梁鸿传》,说:“(鸿)为人赁舂,每归,妻为食具,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后人多用来形容夫妻相敬。可这种所谓的“相敬”实则是基于男权社会中男子居于统治地位的现实,否则何谓“不敢”二字。“箪食壶浆”一语是用来形容军队受欢迎的情况,但它却反映了古时老百姓用箪盛饭,用壶盛汤的饮食习惯。通过这些饮食词语,我们很容易在脑中勾勒出一幅幅历史图画,捕捉到一些历史的影子,所以,语言记载了历史,是历史的印记,社会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二、语言为社会约定俗成,饮食词语也为社会饮食文化所约定。 
　　牛所分泌的乳汁在汉语中叫“牛奶”,而在英语中却称为milk,英语中的pie在汉语中表达的同一食品却读为“馅饼”。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任何语言成分都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由于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特点,什么样的语音和什么样的语义结合没有必然的理由,也就是说语言的名与实、音与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决定于“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语音形式来表示,同一种语言中的不同方言也可表达相同的意义。汉语普通话中的“馒头”在方言中就叫“馍”。由此可知,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语言,就是不同的社会根据自己的实践和习惯约定俗成的,从而也就证明了语言的社会性。 
　　《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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