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大师系列：奥匈帝国最痛苦的文人——卡夫卡

今天我们读卡夫卡，会出于种种目的，或者把他的写作意象延伸到自己的心灵领域，但是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解读卡夫卡，或许都不能体会他的内心世界，不能真正把握他的创作意图，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自认为合理的结论或许只是他精神体系的冰山一角。尽管我们可以按照文学的各种分析方法考证评判他的作品，但是我们永远只可能是一个门外的过客，匆匆间走过一个门口，一瞥间似乎领略了屋子内的空间，但是当我们放飞想象的时候，却不知该从哪里想起，又向哪个方向去想，至于最终思维凝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更明确的处所，而往往又在他的神秘、孤独、黑暗、沉重中迷失自己，把从他的作品中采撷来的只言片语作为心里的一块陆地，供自己飘荡的心暂时的栖息，以避免成为他的囚徒。  
　　一句评语这样说：“如果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那么,卡夫卡也许可以称作奥匈帝国最痛苦的文人了。” 
　　“我的作息是这样的：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两点或两点半在所里工作，接着午餐至sandian或三点半，午餐后上床睡觉（往往只是企图而已……）到七点半，然后在窗口赤身做十分钟体操，接着独自散步一小时，接着和家人一起晚餐，接着在十点半（但常常要到十一点半）我坐下写作，视我的气力、意愿和运气而定，继续写到深夜一点、两点或三点，有一次甚至写到早晨六点钟。然后又是做体操，当然避免做得太吃力，然后洗澡，接着，往往怀着心头微微的隐痛和胃痉挛上床睡觉……但是睡不着。所以毫不奇怪，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刚刚剩下一点点气力使我能开始工作。” 
　　这是卡夫卡在写给他的未婚妻菲利斯鲍尔的信中的一段。作为一个长期患病而又有固定工作的人来说，卡夫卡无疑是一个勤奋的业余作家。这位中年夭逝的奥地利作家，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去赢得了世人的惊服和尊重。他被誉为“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被认为“他与我们的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然而当我们每每提起卡夫卡，总觉得有一种沉重、累赘，气氛总是那么梦魇似的，总有一种无法解脱的苦痛。 
　　有很多人把卡夫卡比作当代的但丁，有人把他比作是洞穴里的穴鸟，尽量的避开这个世界，“哪怕是一颗飞舞的尘粒我也要弄清楚它究竟要飞向哪里，否则我无法安心”。因而，他的小说很少有人能够读懂，小说的隐喻谁也无法确定。或许正是这种无所适从让每一个读卡夫卡作品的人，都感到那种梦魇。 
　　如果追究让所有读者都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我们不妨从几个角度查找缘故。 
　　“卡夫卡”在捷克语里边意思是“乌鸦”，阿拉伯人称乌鸦为“预兆之父”，见其往右飞为吉，往左飞为凶。但是，卡夫卡这只“乌鸦”没能预知吉凶，却给后人带来了无数的悬疑。 
　　１８８３年７月３日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他九岁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奥匈为抢夺巴儿干半岛而与德、意结为“三国联盟”。布拉格虽未被卷入战争，但受到这样的环境影响却是不可避免的。卡夫卡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他的一生过得十分平凡。小学毕业后升入布拉格一所国立德语文科中学，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德语部，攻读法律，选修德语文学和艺术史；1906年被授法学博士，翌年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自1908年起供职于一家半官方的工人伤事故保险公司；1917年患肺病，1922年因病离职，1924年病逝，终年只有41岁。 
　　卡夫卡幼年时被母亲抛弃，又被父亲诅咒，他决心“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他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中，默默锻炼身体，辍学离家，一个人奔赴陌生的远方。因此，卡夫卡不是那种“随处可见的普通的十五岁少年”。（村上春树） 
　　他在身份认定上的矛盾性与特殊性，使得他注定没有归依之所：他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生长在捷克的布拉格，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做小职员，母语是德语，血统是犹太人，而他本人又终生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和习俗保持着非常大的距离。卡夫卡虽是一个犹太人，但他不属于基督教世界，而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却又对犹太教义持异议；作为一个说德语的人，他不完全是捷克人；作为一个捷克人，他又是奥匈帝国的臣民；作为一个白领人，他不属于资产阶级；而作为一个资产者的儿子却又不属于劳动者；作为一个职员，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可作为一个作家，他既无法完全从事创作也不珍惜他的作品。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身份，决定了卡夫卡精神上的孤独，他都不属于任何一派，他无归属感，内心充斥着陌生感、恐惧感。 
　　我们很多人阅读他的作品会觉得身形无力，瘦瘦高高，落落寡合。事实上，卡夫卡身高一米八二，相貌英俊，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颇能虏获女性的芳心。这一点，可以从他短暂一生中频繁的艳遇看得出来。他几乎每次去疗养院病休，都会同某位红颜知己发生始而急促热烈、终又不了了之的恋情。卡夫卡与未婚妻菲莉斯第一次婚约的解除就是因为他同菲莉斯的女友、负责调解二人关系的格莱特发生了超乎友情的关系。而这也恰恰是给卡夫卡带来罪孽感、恐怖感和无力感， 
　　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只是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才找了一个伴侣来伺候自己的饮食起居。卡夫卡觉得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在他所钟情的写作面前，婚姻毫无位置可言，他个人是这古老的伟大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他焚膏继晷地写作、又不断地毁弃自己的作品的举动，就超越了自厌和自虐，他那卑微、晦暗、支离破碎的一生也因而获得了一贯性和力量。 
　　他说："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卡夫卡的精神世界是黑暗的。常在评论卡夫卡的文章上看到：“卡夫卡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看世界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有所偏颇。卡夫卡不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而是他所处的时代本身就是黑暗的时代。卡夫卡身兼各种身份，看到的是世上各个不同国籍、不同阶层的人的烦恼以及自私的丑陋的一面。身处这样黑暗的环境中，明知黑暗的卡夫卡却无力摆脱这种黑暗的侵蚀，他只有在黑暗中揭示黑暗。 
　　卡夫卡的精神世界也是矛盾的。卡夫卡希望写作、渴求写作，但却放不下生活的重担。他十分清楚，在当时的社会，写作是无以为生的。但他却仍强烈地喜欢写作。这样矛盾的思想，以至于他虽才华横溢却仍是一个业余作家。 
　　他用他特殊的身份及特殊的精神世界揭示了社会上最最丑陋的一面。他讽刺生活的虚假，但却不否认生活的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道路是没有尽头的，无所谓减少，无所谓增加，但每个人却用自己儿戏般的尺码去丈量。诚然，这一码尺的道路你还得走完，他将使你不能忘怀。” 
　　卡夫卡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他喜欢中国的道家思想，喜欢李白、杜甫、白居易。尤其老庄的道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特别是关于生死的概念和生死的情怀，他和庄子的某些观点是暗合的。 
　　卡夫卡1924年6月3日因肺病辞世，他曾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将他的全部手稿统统付诸一炬。所幸，布罗德没有这样做。于是这个生前平凡的人渐渐的成为世界文学的“现象”级的人物，进而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百年来现代文学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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