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启蒙者”的反思和除魅——鲁迅《伤逝》新论
作者:刘俊 时间:2008/12/1 20:08:42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2193
小说《伤逝》的副标题“涓生的手记”，决定了小说的叙事者是涓生，小说的视角自然也随着涓生的叙述展开。在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如果跟着涓生的叙述，以涓生的视角为接受视角，会自觉不自觉地受涓生的影响，站在涓生的一边，把涓生的一些议论，作为正确的结论加以接受。当读者在小说中读到涓生这样一些议论，如“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时候，自然会对同居后只会将“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沉迷于家庭俗务的子君产生同涓生一样的不满。特别是，由于作为“涓生的手记”的《伤逝》，通篇充满了涓生的“自省”、追悔和悲哀，叙述语调是那样的沉重和充满自责，读者的同情自然更易于向着涓生一边倾斜。
然而，《伤逝》是不是就如小说表面上所展示出来的（也就是涓生的叙述和他在叙述中流露出的情感）那样，正义和正确都在涓生一边？子君最后的死亡虽然令人痛惜、令涓生“悔恨和悲哀”，但她自己后来的作为，却体现出她的局限性呢？
可能并不这么简单。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小说，可以大致将《伤逝》中的时间分为“同居前”、“同居时”和“同居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涓生和子君的基本关系可以概括如下：同居前：涓生是子君思想的引导者（涓生是“启蒙者”，子君是“被启蒙者”），子君是涓生思想启蒙的产物（有了“我是我自己的”自我意识）；涓生是子君的追求者（涓生是“爱”的发动者，子君是“爱”的接受者），子君是涓生“爱”的拥有者（因有“爱”而骄傲和坚强，勇敢和无畏）。同居时：涓生是家庭经济的支柱，子君是家庭琐事的承担者；涓生对“爱”仍有更高的“精神”期待，子君对“爱”停留在对过去的回忆和“复习”；涓生对子君沉湎家务的庸俗深为不满，子君对涓生“爱”的日渐消失深怀恐惧；涓生在失业后的经济压力下视子君为负担，子君在涓生无“爱”的冷漠中自行离去。同居后：涓生在子君离去后虽有短暂的轻松，但不久就陷入更大的“沉重”，子君在“父亲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中去世；涓生用“手记”追忆和子君的过去，“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子君成为涓生与子君同居后“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的牺牲品。
从小说里的涓生和子君关系中不难看出，涓生一直是两人关系的主动者和决定者。作为“启蒙者”的涓生，通过新思想的灌输（“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使子君在爱情问题上有了强烈的自主意识，她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宣言，放在她和涓生关系的“语境”中，显然是针对子君家族反对她和涓生的爱情而发出的，由是，涓生“启蒙”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子君这个“被启蒙者”，经由“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发展到宣告“我是我自己的”，并最终“大无畏地”和涓生同行直至同居，实现了涓生的“创造”(7)，开创了自己的“新生”。
虽然在整个《伤逝》中，子君是通过涓生的叙述“塑造”出来的，她的形象由于有了涓生的“中介”而有了“是涓生眼中的子君”这一特性，但借助涓生的描述，读者还是能够大致勾勒出子君自身的模样：她是一个对“爱”满怀憧憬并在“爱”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的现代女性――如果说涓生的“启蒙”使子君具有了某种现代女性的特点的话，那么这种“现代性”在子君那里也主要体现为“爱”的自觉（包括“爱”的意识的觉醒、对“爱”的自主选择、沉迷于“爱”的世界、忍受不了“无爱”的生活）。从子君在“同居前”因有“爱”而显得“大无畏”，在“同居时”因涓生“爱”的不断稀薄而深感恐惧，乃至确定涓生“已经不爱”自己后的决然离去这一人生轨迹中，不难发现在子君那里，“爱”是她具有现代意味的人生的核心内容。
当我们这样来理解子君的时候，在涓生眼里“同居前”和“同居时”有着巨大变化的子君，其实是前后一致的。“同居前”的子君因为有了“爱”，当“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的时候（这些甚至令涓生都“全身有些瑟缩”），她能够“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同居时”的子君，虽然在涓生的眼里，全无了“同居前”的清纯（“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和精神追求（读书、散步、谈天），而全身心忙于“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倾注着全力”“做菜”，“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可是对于子君来说，“管家务”、忙吃饭、“饲油鸡”正是对“爱”的一种生活化的承担和实践。当涓生在“深刻”地感慨着“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时候，躬行这一“哲理”的，恰恰是看上去“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的子君；至于“同居后”消失了的子君，从她走时的决绝和把盐、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几十枚铜元郑重地留给涓生这一行为看，她其实对涓生仍然满怀“爱”意。她后来的死，父亲的严威和旁人的冷眼固然是重要原因，可是更加致命的一击，恐怕还是涓生的真话：“我已经不爱你了”――对于一个将生命托附给“爱”和“爱人”的“五四”女性，失去“爱”和“爱人”，也就意味着死亡（首先是精神上的，然后是肉体上的）。
理解了“爱”在子君生命中的意义，也就对小说中大量关于子君对“爱”进行回味、追忆和咀嚼的内容不以为奇――她对涓生当初追求她时的场景的一再沉湎和“温习”，正表明那既是她“爱”和人生辉煌的顶点，也是她抵御生活艰辛的强大支撑力。唯其如此，才会在涓生宣布不再爱她之后，引发她人生的彻底“轰毁”。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有认识到“爱”对子君人生意义的重要性，读者才能走出涓生的视角和涓生叙述的干扰，形成自己的而不是“涓生式”的子君形象。
走出涓生的视角不但对理解子君十分重要，同时对理解涓生也相当关键。如果说子君的形象在小说中是经由涓生的叙述逐步突显出来的话，那么鲁迅对“五四”时期“启蒙者”形象的塑造则是通过对涓生这一形象的刻画得以完成的。《伤逝》中的涓生，集“启蒙者”（当他向子君介绍新思想、新知识的时候）、“空想家”（当他对子君以切实的“生活”、凡庸的人生体现“爱”横加批评，而期待空中楼阁式的“爱”的“更新、生长，创造”的时候）、“怯懦的自私者”（当他面临经济危机而将责任和原因归为子君“只知道搥着一个人的衣角”，而把希望寄托在和子君分离的时候）、“冷漠的无情者”（当他明知道子君竭力要拉回他的“爱”，而他还是以“不虚伪”为名将“我已经不爱你了”告诉子君的时候）和“真诚的忏悔者”（当他在得知子君死亡的消息，而以“手记”的形式为子君和自己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的时候）于一身，多重身份的缠绕使得涓生的思想十分复杂甚至自相矛盾，而在所有这些身份中，“启蒙者”的身份最为重要――因为假如涓生不是以“启蒙者”的姿态打动了子君，那他后来的种种身份也就不会显现，子君的悲剧也就无从谈起，而最为令人感到悲哀和震惊的是：正是涓生这个“启蒙者”将受他启蒙的子君送上了绝路。虽然涓生的“悔恨和悲哀”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这一事实的悲剧浓度，并常常在他的叙述中混淆了他和子君的孰是孰非，但“启蒙者”自身的缺陷，和因这种缺陷所导致的人生悲剧，在《伤逝》中是十分明显的――鲁迅显然不想让涓生因为忏悔的真诚而放弃对他的拷问、反思和批判。
“启蒙”的一个重要理念在于对“理性”的追求和坚守，作为“启蒙”的践行者，“启蒙者”自然也应该具有理性精神，可是我们在《伤逝》中看到的涓生，却是一个缺乏理性精神、每每以冲动的念头指导自己行为的盲动者。这样的“启蒙者”，只能给别人（受启蒙者）和自己带来悲剧。《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无疑内蕴着作者鲁迅的理性思考：当时代和社会迷信于“启蒙者”的崇高和神圣时，鲁迅通过对涓生这一“启蒙者”的形象塑造，对“启蒙者”自身的缺陷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对笼罩在“启蒙者”身上的正义和正确光环进行了去魅――以自己的作品对“启蒙者”进行反思和除魅(8)，就此而言，鲁迅是真正具有理性精神的启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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