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语文教学的“软肋”何在？

　　随着语文新课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在思索：语文教学的“软肋”究竟是什么？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问题吗？是作文教学的有效性问题吗？我认为都不是，而是课外阅读的有效性问题。课外阅读已经成为长期以来困扰我们语文教学质量提高的“老”“大”“难”问题之一。何以言之，不妨具体道来。 
　　课外阅读是一个“老”话题。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一辈语文教育家就开始着手研究课外阅读问题，朱自清先生编辑了《经典常谈》一书，他和叶圣陶合作编写了《略读指导举》（叶老写序 1941年）一书，叶老还写了《读些什么书》（1942年），试图解决课外阅读教学教材和指导方法等切要的问题。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一问题虽然一直在探索，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难怪吕叔湘先生反复呼吁： “课外阅读对语文课来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最近十余年来，应该说比之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重视得多了，新的语文课程标准都有了明确的阅读量化要求，可惜落实的情况远远不如人意，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课外阅读处在一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状态。这么多年来，我们大讲营造书香校园，可什么时候专门召开过多少课外阅读方面的专门研讨会？我们的课题研究又有多少是关于课外阅读的？我们的语文类报纸、杂志又有多少文章在讨论课外阅读问题呢？我们的评估机制又关注了课外阅读了吗？语文教学的研究组织中关于课堂教学和作文教学的分支机构并不少，而鲜见有关课外阅读一分支的。这样，我们的中学生课外阅读在相当一些地区和学校处在无人过问的放任自流的状态，就是见怪不怪了。 
　　课外阅读是一个“大”问题。课外阅读关乎国民素质的养成，这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自序中说，“做一个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新教育实验的首倡者朱永新教授说，“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在一定意义上说，读书就意味着教育。”2006年高考语文试卷的“全国卷”有意在作文题目中提供了这样的材料：近六年来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1999年为60.4%，2001年为54.2%，2003年为51.7%，而2005年为48.7%。这个数据有人触目并不惊心，有人惊心并不想改变。产生上述现象的根源出在学校教育上，出在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上，这大概是不应推诿的责任吧。课外阅读对一个人终身的语文学习而言，意义更为重大。我们看《名家谈语文学习》（王丽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一书，70位出生于不同时代（从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老“学生”异口同声地认为：目前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阅读危机”。校长们，老师们，让中小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读书吧！老实说，人们对于课外阅读的价值判断有偏差，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却不该在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之后，我们又会从新编的《名家谈语文学习》一书的文章里，再读到上述同样的呼唤！ 
　　课外阅读确实是一个“难”题。我们无法回避课外阅读是一个至今难以进行科学评估的课题，这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更要紧的是我们的理念问题。我们的学生没有多少是极力反对课外阅读的，相反，我们倒是看到，学生从图书馆里借到了一批新书时的无比喜悦，学生赶往阅览室的那种兴奋，是与课堂学习的热情无法比拟的。问题自然出在另一方面。我们的学校给了他们多少阅读的时间和空间？我们为他们的阅读提供了多少物质上的保证？我们的语文老师又对他们的课外阅读给与了多少指导和帮助？激发了多少兴趣、培养了多少良好的读书习惯？遗憾的是，我们却把他们明明可以用来读书的时间用来做题目，考试，甚至我们（主要是其他任课老师和一些家长）有一种天然的敌对情绪，一发现看课外书就认为是不务正业，不好好学习。要看书等上大学慢慢看。殊不知，人的小学时代、初中时代、高中时代，是课外阅读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十几年不读，何年何月可以补救？恶补是有违教育规律的。如果我们的理念问题真的解决了，才有可能讨论怎样加强图书馆建设，开好阅览课，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阅读活动，以形成浓烈的阅读氛围。阅读能力上去了，精神的“底子”也有了，作文能力也会相应提高，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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