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小说农村青年女性群像研究
作者:佚名 时间:2010/5/30 22:43:05 来源:vv85208286 转发 人气:2427
孙犁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北方农村青年女性形象。在他创作的32篇短篇小说中，有21篇是以农村青年女性为主人公的。纵观孙犁笔下的这群农村青年女性形象，可以概括为两种身份类型，即少女和青年媳妇。
少女形象的代表有吴召儿（《吴召儿》）、妞儿（《山地回忆》）、秀梅（《光荣》）、二梅（《麦收》）、马金霞（《瓜的故事》）等。她们富有少女的天真烂漫、活泼乐观和青春活力，在战争中表现出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旷达，她们那压抑不住的青春激情在战争中充分张扬出来。
吴召儿在兵荒马乱中被村长派来给我们当向导时，特地穿上了一件红棉袄；在爬山途中，尽管山“黑的怕人，高的怕人，危险的怕人”，吴召儿却“爬的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像是在这乱石山上，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当一大批敌人包围了大山，吴召儿为保护转移人员，毫不犹豫地迎上去，把棉袄的白里子翻过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着，像从她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妞儿热情泼辣，爽快率直，质朴善良，勤劳能干。妞儿和“我”在河边相遇，发生争执。妞儿说道：“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面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语气生硬，看似不近情理，却是她有意同“我”开玩笑。当她看到身为八路军干部的“我”冬天没有袜子穿，便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白粗布”，用五天时间给我做了一双结结实实的厚袜子。最后她笑着问“我”：“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秀梅爱憎分明，大胆泼辣。她鼓动原生一起缴了一个逃兵的枪，并劝说原生去参加了解放军。当原生媳妇小五为此闹离婚时，秀梅义正词严地指出：“当兵是为了国家的事，是光荣的。”小五走后，秀梅“常常到原生家里，帮着做活，看看水瓮里没水，就去挑了来，看看院子该扫，就打扫干净，伏天，帮老婆拆洗衣裳，秋天帮着老头收割打场”。这一照顾就是整整十年，一直到原生立功归来。
二梅带领妇女破路保护麦收，配合八路军抗击日寇。
马金霞慷慨地将自己瓜园里最大的西瓜送给在百团大战中负伤的战士吃。
青年媳妇是孙犁又一类着重刻画的人物形象。这里包括了识大体、顾大局、勇敢乐观的水生嫂（《荷花淀》《嘱咐》）、秋分（《风云初记》）、李小翠（《女人们•子弟兵之家》）等；虽有缺点，但最终能够克服而成长起来的双眉（《村歌》）；还有落后的小满儿(《铁木前传》)和堕落的俗儿（《风云初记》）等。
水生嫂刚结婚不久，就毅然把丈夫送上了前线，自己承担起照顾家庭的“千斤担子”；水生离家抗战，一走八年，一朝相逢，由于战争的需要，只能停留一个晚上。水生嫂二话没说，第二天天未明，就烧好烙饼，煮好鸡蛋，亲自撑上冰床子送丈夫回到了部队。
秋分送走自己的男人高庆山后在家里和妹妹春儿一起劳动生产，做军鞋，挖沟壕，打击敌人，斗争汉奸伪军。
年轻母亲李小翠大年初一在家里带着孩子感受着现实生活的安宁却也不无自豪地想起在远方打仗的丈夫，愿他“多打好仗，骑着大马”，同时盼望孩子长大，像爹一样上战场，骑大马，背洋枪。
双眉是一个活泼开朗、爽直倔强、能干好胜的青年妇女的形象。她有急躁、自满和脱离群众的缺点。在党的教育下，这个不断努力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最终战胜周围的保守落后势力的偏见，同时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成为村里的妇女大队长。
小满儿看似轻佻又举止矜持，热情纯洁又狡黠多疑，野性难驯又知情达理，游手好闲又冰雪聪明，是一个充满了想象力、生命力与内心矛盾的落后女子。
俗儿曾经当过子午镇妇救会主任，为抗战做过一些事情。但她是风骚浪荡的女人，曾和田大瞎子的儿子田耀武有非正当男女关系。后来，由于破坏大堤，干了汉奸的勾当，险些被村民投到急流里淹死。
综观孙犁笔下的农村青年女性形象，尽管作者也描写了她们身上存在的一些缺点，甚至是落后的一面，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大都属于正面形象。这群经历了战争洗礼的冀中平原的农村青年女性，洋溢着青春的热情与活力，她们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品格和美德，天真活泼，聪慧开朗，灵秀端庄，智慧勇敢，坚强乐观，爱憎分明，有着朴素的青春之美、自然之美，她们的人生悲欢被时代卷入这场关系到全民族命运的抗战中，在她们身上我们看不到战争带来的痛苦与忧伤，感受到的更多是她们的生命意义与精神在这个特定环境中的升华。
孙犁小说对农村青年女性的重点关注源于他的“女性崇拜”思想。
孙犁曾说过：“有人曾经发问，为什么对妇女这么有兴趣？我想，新文学之所以多表现妇女，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来，妇女的苦难更深重；在今天，她们的新生解放，也更值得欢喜表扬和拥护；而一切斗争，一切生活里都有她们参加的缘故。” 这种对妇女苦难和新生的认识正是让孙犁产生“女性崇拜”的思想根源。
在《红楼梦》第2回中，贾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孙犁说：“20多年里，我确实相信曹雪芹的话：女孩子们的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2]406-407孙犁正是带着几分贾宝玉式的女性崇拜进行创作的，“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
在《老胡的事》中，孙犁这样赞颂青年女性：在老胡的心里，那个热爱劳动的小梅和热爱战斗的妹妹的形象，她们的颜色，是浓艳的花也不能比，月也不能比；无比的壮大，山也不能比，水也不能比了。
在《“藏”》中，孙犁这样赞美浅花：娶了媳妇，母亲脾气好，媳妇模样好，过的是好日子。媳妇叫浅花，这个女人，好说好笑，说起话来，像小车轴上新抹了油，转的快叫的又好听。这个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活赛过一个好长工。她纺线，纺车像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挺拍乱响，梭飞的像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像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
农村青年女性一直是孙犁创作观察的兴奋点。80年代孙犁在谈铁凝的一篇小说时说过：“在农村工作时，我确实以很大的注意力，观察了她们，并不惜低声下气地接近她们，结交她们。” 在回忆《荷花淀》的写作时，孙犁又说：“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孙犁的这种女性崇拜思想，源于他一生所受的女性影响和丰富的情感经历。孙犁生长于河北安平农村，兄弟姐妹7个只有孙犁活下来，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古道热肠的农村妇女，她的关心呵护和言传身教，对孙犁影响很大。孙犁说：“我的语言，像吸吮乳汁一样，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其次是童年结发、携手生活了40年的妻子对孙犁的影响也较大，“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3]3-4妻子的温和贤惠、体贴关爱成了孙犁生活的实际精神支柱。1965年2月，妻子患病住院时，孙犁满怀深情地写道：“青春远离，曾无怨言。携幼奉老，时值乱年。亲友无憾，邻闾无间。晚年相随，我性不柔。操持家务，一如初娶。知足乐命，安于淡素。”
孙犁童年体弱多病，沉默寡言，内向文静，优柔寡断。这样的个性气质使孙犁对他童年接触过的女孩子，都留下了较为亲切、清晰的印象。这里包括了善于刺绣和画桃花、爱看《红楼梦》的干姐，性格温柔、爱说爱笑、和他很合得来的远房妹妹以及和他一起挖野菜的盼儿等。此外，孙犁中学时代在平民学校兼课时结识的女学生王淑对他影响也很深。孙犁直至晚年忘不了她站在课堂门前的台阶上，用忧郁的、大胆的、厚意深情的目光，对自己的注视以及她写的长信。这群少女的天真活泼、美丽善良、主动大胆、多情浪漫，后来成为孙犁小说中许多农村青年女性的主要性格特征。
抗战期间，妻子远在他乡，长期的两地分居给孙犁感情生活造成极大的空缺。1944年春孙犁到达延安。延安时期，孙犁为了学唱京剧，认识了一位曾经名师传授的女同志，并产生了爱慕之情，但由于没有表白，最终没有任何的结果。独居的日子使孙犁对家庭生活的渴望变得更加强烈。于是当孙犁把农村青年女性作为描写对象时，很容易就把自己心中的意象投射到她们身上，使她们散发着诗情韵味。
1958年，孙犁因病到青岛休养时，又与在疗养院当护理员的一位蓬莱农村女子有过情感的插曲。后来，孙犁转到太湖疗养，心总安静不下来。“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老伴去世后的孙犁感到孤独寂寞，曾按照知道的地址，给这位蓬莱县的女同志写过一封信，但没有得到回信。
70年代初，由于朋友的关心和搭桥，孙犁和江西的一位张姓女同志通起信来，从1970年10月起，至1972年4月，孙犁每天一封，或两天一封，或一天两封。仅至1971年8月，光孙犁寄出的信，已达112封。这些信后来由他装订成册，共有五册。虽然这段婚姻后来没有维持多久，但在孙犁停笔近20年后，正是这些通信训练了孙犁久已放下的笔，他才又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活。
孙犁所接受的女性影响和丰富的情感经历，使他在作为创作主体的审美体验中产生了女性崇拜思想。正是这种女性崇拜思想，让孙犁在小说创作中更注重于对女性内在生命理想的表现。孙犁曾说：“理想、愿望之于艺术家，如阳光雨露之于草木。艺术家失去理想，本身即将枯死。理想就是美，就是美化人生，充实人生，完善人生，是艺术的生机和结果。”[6]255—256孙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塑造农村青年女性形象时，孙犁表现出了一种根据自己主观的“理想和愿望”“美化人生”“完善人生”的创作心理倾向。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孙犁在《山地回忆》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献出了自己珍藏多时的布料给八路军干部做袜子的善良可爱的女孩妞儿。而小说中描写的许多故事情节与孙犁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却大相径庭。现实生活是，孙犁在去延安的路上，到了一个看不见什么人的村庄，在一家老百姓宅院中吃完饭洗碗时，被预先埋藏在灶里的一枚土制的定时炸弹炸得满脸的污水和菜叶。他受惊后，到村外的小河里去洗脸。结果，在洗脸时，与一个正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了起来。孙犁说：“这个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我也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子而已。”在创作《山地回忆》时，孙犁显然隐去了现实中不好或不愉快的一面，而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美化”和“完善”了笔下的人物。用孙犁的话说，“《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
发掘农村青年女性身上“善良”“美好”的品性，一直是孙犁小说创作不倦的探求。孙犁晚年对自己这种情感的偏执作了理论的总结：“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文学的职责是反映现实，主要是反映现实中真的美的善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
丰富的情感经历、坚定的女性崇拜、独特的审美观点，以及在艺术上的孜孜追求，让孙犁塑造了一系列活泼、乐观、坚毅、勇敢、善良的农村青年女性形象，并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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