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

　　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林语堂）
　　我们晓得如果我们把积极的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当地混合起来，我们能够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介于动作与不动作之间；介于尘世徒然的匆忙与完全逃避人生责任之间；在世界上的一切哲学之中，这一种可说是人类生活上最健全最美满的理想了。还有一点更加重要，就是这两种不同的观念的混合，产生了一种和谐的人格；这种和谐的人格便是一切文化和教育的公认目的。我们在这种和谐的人格中，看见一种生的欢快和爱好，这是值得注意的。
　　要我描写这种人生的爱好的性质是很困难的；用一个臂喻来说明，或叙述一位人生的爱好者的真事迹；是比较容易的。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很自然地浮上我的心头。当我说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时，一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我的话的。他不曾做过大官，没有权力和外表的成就，除一部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散文之外，也不曾留给我们什么文学遗产，可是他至今日依然是一堆照澈古今的烽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的，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他今日是人生的真爱好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反抗尘世欲望的念头，并没有驱使他去做一个彻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和感官的生活调和起来。文学的浪漫主义，与道家的闲散生活和反抗儒家的教义，已经在中国活动了两百多年，而和前世纪的儒家哲学合并起来，造成这么一种和谐的人格。在陶渊明的身上，我们看见那种积极的人生观已经丧失其愚蠢的满足，而那种玩世的哲学也已经丧失其尖刻的叛逆性（我们在托洛的身上还可以看见这么一种特质——这是一个不朽的标志），而人类的智慧第一次在宽容的嘲弄的精神中达到成熟期了。在我的心目中，陶渊明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种奇怪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肉的专一和灵的傲慢的奇怪混合，就是不流于灵欲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混合；在这种混合中，感官和心灵是和谐相处的。因为理想的哲学家能够了解女人的妩媚而不流于粗鄙，能够酷爱人生而不过度，能够看见尘世的成功和失败的空虚，能够站在超越人生和脱离人生的地位，而不敌视人生。因为陶渊明已经达到了那种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内心冲突，所以他的生活会象他的诗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
　　陶渊明生于第四世纪的末叶，是一位著名学者和官吏的曾孙；这位著名的学者和官吏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陶渊明少时，以家贫亲老，起为州祭酒，可是不久便辞职，过着耕田的生活，因此患了一种疾病。有一天，他对亲朋们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有一个朋友听见这句话，便给他做彭泽令。他因为很喜欢喝酒，所以命令县公田都种秣谷，后来他的妻子固请种粳，才使一顷五十亩种秣，五十亩种粳。有一次，郡遣督邮至，县吏说他应该束带见督邮，陶渊明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于是他便辞职，写了《归去来辞》这首名赋。从此以后，他就过农夫的生活，有几次人家请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他自己很穷，和穷人一起过活；他在给他儿子的一封信里，曾悲叹他们衣服不整，而且做着平常工人的工作。可是他有一次曾遣一个农家的孩子到他的儿子的地方去，帮他们挑水取柴；他在给儿子的信里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他唯一的弱点便是喜欢喝酒。他过着很孤独的生活，不常和宾客周旋，可是一看见酒的时候，纵使他和主人不认识，他也会和大家坐在一起喝酒的。有时他做主人，在席上喝酒先醉，便向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他有一张没有弦线的琴。这种古代的乐器只有在心境很平静的时候，好整以暇地慢慢弹起来才有意思。他和朋友喝酒的时候，或想玩玩音乐的时候，常常抚这张无弦之琴。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他是一个谦逊、简朴、自立的人，交友极为谨慎。判史王弘非常钦仰他，要和他做朋友，可是觉得很难碰见他。他很自然地说：“我性不狎世，因疾守用，幸非洁志慕声。”王弘只好跟一个朋友设计去会见他，这个朋友约他出门喝酒，当他走到半路，停在一个野亭的时候，朋友便把酒拿出来。陶渊明欣然坐下来喝酒，王弘早已隐藏在附近的地方，便在这时候走出来和他相见了。他非常高兴，欢宴穷日，连朋友的地方也忘记去了。王弘看见陶渊明无履，就叫左右为他造履。当王弘的左右请度履的时候，陶渊明便伸出脚来使他们量一量。此后王弘要和他见面的时候，常常在林泽间等候他。有一次，他的朋友们在煮酒，他们拿他头上的葛巾来漉酒，用完还给他，他又把葛巾着在头上。
　　他住在庐山之麓，当时庐山有一个著名的禅宗，叫做白莲社，由一位大学者主持。这个领袖想请他加入白莲社，有一天便请他赴宴，他所提出的条件是可以在席上喝酒。这种行为是违犯佛教的条规的，可是主人答应了。当他刚要签字正式入社的时候，他却“攒眉而去”了。大诗人谢灵运很想加入这个白莲社，可是找不到门路。那位法师还想跟陶渊明做朋友，所以有一天便请他和另一位道家的朋友一起喝酒。他们一共三个人：那位法师代表佛教，陶渊明代表儒教，那位朋友代表道教。那位法师曾立誓终生不走过某一座桥，可是有一天当他和那位朋友送陶渊明回家时，他们谈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都走过了桥。三人知道的时候，不禁大笑。这三位大笑的老人后来成为中国绘画上的常用题材，因为这个故事象征着三位无忧无虑的智者的欢乐，象征着在幽默感中团结一致的三个宗教的代表人物的欢乐。
　　他就这样过着一生，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心地坦白的、谦逊的田园诗人，做一个智慧而快活的老人。可是在他那部关于喝酒和田园生活的小诗集，三四篇偶然写出来的文章，一封给他儿子的信，三篇祭文（其中有一篇是自祭文）和遗留给后代子孙的一些话里，我们看见一种造成和谐的生活的情感与天才；这种和谐的生活已经达到完全自然的境地，没有一个人能超越过他。他在《归去来辞》里所表现的就是这种酷爱人生的情感。这篇名作是他在公历405年11月决定辞掉县令的职务时写的。
　　归去来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有人也许会把陶渊明看做“逃避主义者”，然而事实上他并不是。他想要逃避的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如果他是逻辑家的话，他也许会决定出家去做和尚，彻底逃避人生。可是陶渊明是酷爱人生的，他不愿完全逃避人生。在他看来，他的妻儿是太真实了，他的花园，伸过他的庭院的树枝，和他所抚爱的孤松是太可爱了；他因为是一个近情的人，而不是逻辑家，所以他要跟周遭的人物在一起。他就是这样酷爱人生的，他由这种积极的、合理的人生态度而获得他所特有的与生和谐的感觉。这种生之和谐产生了中国最伟大的诗歌。他是尘世所生的，是属于尘世的，所以他的结论不是要逃避人生，而是要“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陶渊明仅是回到他的田园和他的家庭的怀抱里去，结果是和谐而不是叛逆。
　　重读陶渊明（吴泽顺）
　　中文系大学生自然是要读陶渊明的，但在改革伊始，人人进取的年代，对这位成天只知采菊东篱、有酒自斟的“中国第一大隐”，着实有几分不屑。不就是官场不得意，跑回乡下说朝市的葡萄酸么？比起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来，简直不啻天壤之别。自己发发牢骚倒也罢了，连累后代文人也群起效尤，动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上山，或下乡，或寄迹山水，或结庐而居。清代有个袁子才，居然放着好好的官不做，用官位换来个破园子（随园），在里面娱情养性。
　　这不都是陶老夫子带的头么？
　　观念上的偏滞，决定于生活底蕴的浅薄。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风雨后，在世纪末的今天，重读陶渊明，却如春风化雨，荒漠流过一股清泉，胸中涌出一片绿洲，喧嚣的尘世渐渐远去，清凉之气令人块垒顿消。放逐灵魂，让其在浮躁不安的躯体中逸出，穿越时间隧道，在陶渊明的南野田园里飘荡，与寂寞的诗魂倾心交谈。这才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也才知道陶渊明的出仕与退隐，皆因不得已而为之。
　　且让我们听听陶夫子的自白：“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一个“性”字，一个“误”字，道出了本质所在。俗云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又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陶渊明依恋山水，旷性任达，应该说是一种禀赋。他自己就说：“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是一个天性热爱自然，不喜奉迎的人，置身名利场，无异于笼中之鸟，又有何快意可言？生命的本质在于顺应自然，享受自然，在与自然的亲吻中，生命才释放出无穷的活力。陶渊明因“误落尘网”所失去的，恰恰是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本我。
　　陶渊明也算是名臣之后，曾祖陶侃是晋朝的开国元勋，官居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一类的官。只是到他出世后，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弱冠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迫于生计，二十九岁时出仕，先后做过州祭酒、参军一类科级副科级干部，因内心矛盾曾几度中辍。
　　四十一岁时，堂叔陶夔“因余家贫，遂见用于小邑”，作了彭泽县令（处级）。但到底是性情中人，做不出卑躬屈膝、苟且钻营一类事体，竟然不肯束带迎接前来检查工作的督邮大人，还说什么“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得罪了领导，能有他的好果儿吃么？所以县令的宝座还未坐热（八十多天），就自动去职，回到乡下过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式的农耕生活去了（在世人看来，县令已是难得的肥缺，就是犯了错误，换个地方还可以再做嘛，有官不做，十三点！）。《归去来兮辞》记其回归时的心情：“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奔载欣。”简直就似从牢笼放归一般。“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个“返”字，概括了陶渊明从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非我”，向自然——“本我”的回归历程。
　　陶渊明自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四十一岁时从彭泽令任上退隐，到他六十三岁去世，终身不复仕。二十多年间经历了丧妹、火灾、荒年等一系列打击，甚至以乞讨度日，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亦并非如论客们所欣赏的如何日日有酒，如何悠闲适意。但诗人自有诗人的风骨。统治者曾于他四十九岁和五十四岁时两次征他为著作郎，均不就。江州刺史檀道济上任后亲自带着米肉去看望他，也算是礼贤下士了。但陶夫子不买账，将其米肉挥而去之。他也曾慨叹“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但他仍“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语），即使在烟火不举的困窘时刻，也无怨无悔，挚着地坚守着他的精神家园，将人格与自由视为生命的本质二元素。
　　“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没有人格与自由地活着，宁可死去。即便是死，在他看来也是一种自然的回归：“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诗人以生命的火焰烛照着他的人生里程，用杯中物消尽心中的块垒，而化作一篇篇珠玑般美丽的诗章，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给后世的文人们留下有益的启示。
　　或曰陶渊明逃避现实，消极处世，不足为训。那么他所生活的东晋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呢？政治腐败，社会动乱，门阀势力飞扬跋扈，地方军阀桓玄、刘裕先后作难，兵火频仍，可谓乱世。俗云乱世出英雄，可陶渊明作不了英雄（文人们恐怕都做不了这类英雄），与其汩其泥而扬其波，做一个帮凶，从权力斗争中分一杯残羹，倒不如守住自我，苦中作乐，也博得个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美誉。江盈科就曾说陶渊明“人非六朝之人，故诗亦非六朝之诗”，的确道个正着。举世攘攘，皆为利往。能超然特立于一个时代之外，真正顺应生命的本质要求，非大知大贤之人不能若此。
　　与陶渊明同时、并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刘遗民，不就以讲授礼仪为名，回到统治阶级那儿去了吗？沽名钓誉，贪饵吞钩，似乎是文人积习，君不见奴颜屈膝、卖友求荣之文士乎？君不见“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且整人较“大老粗”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文士乎？至于那些自称圣贤的假道学们就更无足挂齿了。
　　伊人长已矣，唯有古月照今尘。历史是一面镜子。先哲们构成了历史。
　　今天的文人们学不了陶夫子，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起了质的变化，但这丝毫不意味着陶渊明已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他独特的艺术个性以及作为伟大诗人的品格，仍然深刻影响着并将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在红尘滚滚、人欲横流的时代，世俗的诱惑是无与伦比的，但能洁身自好，守住良知和人格，也算伟大。陶渊明的魅力和他作品的美学价值，我想也正在于斯。当然，那些“上班随着轮子转，中午围着桌子转，晚上跟着裙子转”，并以“收礼不受贿，跳舞只摸背，进了夜总会，晚上回家睡”自许的雅士们是不甘如此寂寞的。
　　陶渊明是寂寞的，但寂寞也是一种美。
　　199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