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作者:佚名 时间:2010/12/29 15:16:04 来源:dyyz123 转发 人气:769
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鲁迅文学奖,是为鼓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和评论作品的创作,鼓励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设立的,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1997年,首次评奖工作正式启动。鲁迅文学奖每三年评选一次。目前包括以下各奖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全国优秀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
从鲁迅文学奖管窥当代文学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已经尘埃落定,抛开荣誉得失不论,单就鲁奖而言,仿佛是一扇窗户,让人们透过它看到了当代文学的澎湃起落。从鲁奖看文学,会看到怎样的风景?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又如何?为了探究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诗人雷抒雁、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与阎晶明。
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将成长期趋势
记者:此届鲁奖的参选作品中,乡村和小镇题材的作品数量较多。农村题材为何这样备受青睐?这是否反映了当代作家在写作视域、表现能力等方面尚有局限?
李敬泽:我没有计算参选作品中农村和城市题材的比例,但实际上,在期刊和书籍出版中,城市题材的比例近些年有了急剧增加。仅以《人民文学》杂志来说,这两年农村题材并不多,都市题材也绝不少。当然,现代生活日益复杂,已经很难清晰地在文学题材上划分城市与乡村,写一个农民工,是城市题材还是农村题材呢?其实,不管什么题材,是好作品都该受重视。而且,就整个社会的视野来说,对乡村和农村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的,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也远不是写够了、写好了。最近有篇非虚构作品《梁庄》,是一位年轻学者回乡深入调查后写的,反响强烈!很多读者包括作家都打来电话,说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了,从中看到了现在农村的真实状况!
当然,评论家以及一些编辑,多少是比较偏爱农村题材的作品的。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中国文学从古至今就有深厚的乡土传统,我们的审美趣味、评价标准乃至话语体系都是从这个传统里来的,因此,评论家们可能对农村题材比较有把握、有话说,但是对于书写新的都市的复杂经验的作品,往往就比较犹豫,王顾左右而言他。这里其实有一个话语系统、评价标准的更新升级的问题。
记者:前几届鲁奖评选,有人谈到了文学创作对本土资源与传统文化的回归,这是当前文学创作的一种趋势吗?
李敬泽:文学对本土资源和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自觉运用,在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即已开始,21世纪以来更蔚为大观。现在,在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和一些年轻作家的写作中,常常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影响。我认为这会成为长期趋势,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性”问题:在全球化世界中,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思考和写作?我们的根基与特性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属于自己的表意系统?
但是,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分析,吸收、借鉴传统是为了更有力地表现我们现在的经验和境遇,是为了创造与创新。真正的艺术创造,总有一个和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说,艺术家们越是真切地感受传统的伟大,越是有超越传统的冲动,这就是“影响的焦虑”。我们常说古为今用,不是今人成了古人的注脚,有出息的后代总要自立门户。
成全诗歌的,是诗人的内心
记者:从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作品,我们能看到中国诗歌怎样的创作现状?
雷抒雁:这里想主要谈谈存在的不足。此次是旧体诗第一次参评鲁奖,仅就收到的这些诗作而言,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数量虽大,但生活面比较狭窄,多写逢年过节、迎来送往;还有一类是写得虽正规大气,可惜常常满篇是黄河、长江、长城,缺乏真实细腻的情感。新体诗写主旋律的倒是不少,但主旋律题材如何用诗歌表现是个问题。比如不少写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诗,从1949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有的则罗列重大历史事件――让人感觉是在写党史。作为诗人,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在社会进程面前的所见所想,在内心所升腾的情感,都是很好的书写内容,可惜这些要么没能体现出来,要么表现得较空洞。一些回望乡村生活的诗作感情上很真挚,但是有的有过程少意境,有的有细节无大局,这些都是不足之处。
诗歌出版依旧很难。写诗苦,出版更苦。诗集印量一般很少,很难深入到读者中。对诗歌这种发行量本就不大的艺术形式,怎样去扶持,怎样在文化政策上给予倾斜,值得思考。
记者:诗人与生活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有人担心人们的“诗心”正变得迟钝,难以捕捉生活中的诗意。
雷抒雁:诗歌不是在书斋中产生的。我们现在常对生活熟视无睹,比如你在地铁里看见一个女人弹吉他唱歌,是否会产生《琵琶行》那样的情感?恐怕不会。但是为什么白居易就能想起?如果没有深度的同情感,没有深度的观察与剖析,诗作很容易流于表面与肤浅,很难产生恒久的影响。我认为,对社会生活中一些事件的发生,诗人应该有感情的波动。社会上每一股风吹过,他的内心都会起一阵涟漪。如果能抓住其中的一个波纹把它深化,就有可能诞生好诗。
成全诗歌的,往往不是单纯的文字技巧,而是诗人的内心。有句话叫“家国不幸诗人幸”,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会使诗人得以更深刻地体验国家、民族的灾难,更深广地感受社会苍生的苦楚,从而获得更强烈的心灵触动。现在一些诗人凭才气写作,很看重组织语言的能力,但是缺乏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对社会生活的深入理解,于是总难写出感染人的作品―― 症结就在这里。
因此,诗歌能否写好,不在用什么体写,而在什么人写。是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有没有一颗对生活感受灵敏的诗心,这是非常重要的。
短篇小说仍需拓宽题材,深挖主题
记者:近两年我国短篇小说的创作状况如何?主要困难是什么?
阎晶明:在今天还执著于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人,可以理解为对文学的忠诚。因为短篇小说发表容易成书难,没有什么市场效益。短篇小说的寄生地主要是纯文学刊物,这些刊物大多数存在自身生存困难的问题。值得欣慰的是,无论是已成名作家还是文学新人,在短篇创作上继续努力的不乏其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创作仍可称繁荣。本次鲁奖短篇参评作品中,不少作品在艺术探索上充满新意,值得尊重。
当前的短篇小说困难不少,一方面是奖励机制不健全,如何创造一种更具广泛性的鼓励机制,多方面鼓励作家从事短篇创作,需做更多探讨。另一方面,从短篇小说总体情形看,创作题材的广度、主题开掘的深度还显不足。写农民工进城,写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困难和精神困境似乎非常集中。一方面反映出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多有重复。即使在主题开掘上,有新意的作品,能够让人读出温暖、受到感染的作品仍显不够。
记者:有人说全媒体时代短篇小说将会逐渐演化成手机和阅读器上的幽默段子、箴言式语录。那种仰望星空式的文学,将只有精英杂志与精英读者才光顾。你怎么看?
阎晶明: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新媒介给文学带来很大影响,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难度更大。现在确实有这样的问题:生活里的故事往往比小说更复杂、更具关注性,一些流行话语也抢了语言精彩的风光,短篇小说的独特价值被挤压到一个很小的空间。不是我们要为短篇这种体裁着急,而是要在文学艺术的角度回应――短篇创作对文学而言还有无价值?读者是否还需要短篇小说?生活里的故事能否典型化?典型化的故事后面有没有启迪人的思想力量?短篇小说的艺术性,特别是在文学语言的美感上能否吸引人?……这些都是需要作家们努力的。同时,及时有效的文学评论,对短篇小说创作的扶持力度,都需加强。
鲁迅文学奖风波折射公共精神空间问题
今年的鲁迅文学奖,一经发布就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而且争议、异议的声音,远远高过了附议、赞议。鲁迅文学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赢回一个短暂的轰动效应。这短暂的轰动,在文学与社会之间再划一道刻痕。
一位诗歌奖获奖人,有几首“零度抒情”之作广泛传布,并在网上被嘲讽性地命名为“羊羔体”,成为鲁迅文学奖争议的集中体现。相比之下,其他获奖人及获奖作品,未被强烈关注,但这种社会反应,与其说代表了人们的认可,不如说代表了人们的漠然。
在强烈非议与完全无视之间,后者更加真实地代表了人们对鲁迅文学奖的态度。对某一获奖人的强烈非议,并不表明对评奖的热切关注,那只是人们寻找了一个证据,表明自己对这一评奖采取完全无视的态度是多么合理。
客观地说,被非议的诗歌奖获奖人,其诗歌形象几乎被几首“零度抒情”之作定格,并不公允。鲁迅文学奖授予了获奖人的一本诗集,那里面并无“零度抒情”作品。获奖诗集的水平如何,比起另外几位诗歌获奖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体裁获奖作品来,是否有差距,没有人太有兴趣。
人们同样没有兴趣的是,鲁迅文学奖的评选是否代表了近三年间中国文学的最重要收获。鲁迅文学奖,以鲁迅命名,以“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自命,沦落到如此境地,不仅未能被公众关注,也未能被作家普遍认可,某种程度上,可能反而成为公众远离中国文学的推力,作家写作时的镜鉴。什么叫事与愿违,这算是一个例证。
在人们的一般理解中,一个以鲁迅命名的文学奖项,对作品的选择应与鲁迅的精神特质契合,这样,鲁迅作品中体现出的疼痛感、批判性、独立精神与思考深度,便成为人们对鲁迅文学奖的一种期待。
然而,从中国作协的“最高荣誉大奖”的评奖序列来看,并非如此。在中国作协的“最高荣誉”评奖序列中,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并列,这是体裁与题材的区分,“用以鼓励优秀文学创作,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未与特定的精神气质相联。
不过,即使按照中国作协的序列设置,“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几乎无一达到被普遍认可的效果。评奖与获奖变成体系内参与者自身的娱乐,偶尔因为争议的出现成为人们的娱乐源泉,显示了文学奖与文学现实、与社会公众对文学的理解的疏离。“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的集体沉陷,定然有评奖标准乃至一般评价标准中的共同原因。更宽泛地说,不仅文学,包括艺术、教育、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内,一切涉及精神创造与观念养成的领域,可能呈现着共同的现象,包括评奖在内的许多意在繁荣与发展的措施,效果往往是被人视为华丽的反讽、昂贵的玩笑。
文学奖与人们的阅读,艺术奖与人们的观看,人文和社会科学奖与人们的精神现实,相距遥远,有时可能反其道而行。评奖动机与标准,对作品的遴选,公众的阅读,可能对应着双向的否定机制。一个方向的否定,是评选对精神创造和精神现实的无视;与之相应的,是精神创造和精神现实对评选的无视。一个方向的否定,是评选体系的自我娱乐否定了公众与精神创造者的价值;与之相应的,是公众和精神创造者把评选体系变成了取乐的对象。
一份回顾性的资料标注了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作者身份,里面多有传媒官员、军中将领、杂志主编、作协主席。最新一届获奖者5人,三名为文学杂志编辑(其中两名主编、一名副主编),一名文学院院长,一名党务官员。身份标注不足以否定任何获奖者的获奖能力,然而这样的获奖者名单,能够表明身份对加入评奖体系的影响。身份并非写作的前提或者障碍,但如果得奖者大都具有特定身份,就表明写作不足以获奖,得奖是写作与特殊身份的组合。
作品应当成为评奖的必要并且充分条件的前提,这只是浅在的方面。深层的方面是颁授写作的“最高荣誉”应被公众认可为给经典文库新增作品,获奖者的精神气质被公众认可为时代的风向标,评奖体系被公众认可为最有价值的文本的发现者,评奖结果被公众认可为标示了这个时代精神价值的正当走向。
文学、艺术评奖活动,只是构造公共精神空间的一个环节。评奖问题,只是公共精神空间问题在一个环节上的显现。中国人的精神创造力何以壮大,这才是真实的问题;文学的品格、艺术的品格、人文社会科学的品格,这才是精神创造力的根基。显而易见的是,一切精神活动,发生在个体身上,整合为社会的精神活力。精神创造的生机,不在条例律则之中,不在宫禁库府的存货本上,而在自由个体和社会的无限创造之中。
【链接】
鲁迅文学奖要感谢“羊羔体”
先来看一节诗:
我来的时候一朵荷花没开/我走的时候所有的荷花都开败/像一个白昼轮回了生死/睁开大彻大悟的眼睛/一只是太阳,一只是月亮/脚下的路黑白分明/命运小心翼翼地走/……/而一夜湖风,用一支笛子/吹老了整个洪湖
——节选自《一瓣荷花》
要是不署名,这首诗起码不会在网络上引起任何暴风骤雨。这诗虽说不上多么的好,但也不至于被讥讽地创造出个什么“体”来。是的,写这诗的人就是这两天来很是火爆的“羊羔体”作者、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
我不认识这位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者,只是不久前偶然收到过出版社寄来的他的获奖诗集《向往温暖》。因为工作的缘故,收下陌生人的书是常有的事,当时也没在意。这两天他火了,就想起这本书来,马上拿来翻。第一首,就是上边的《一瓣荷花》。理性地说,相比起网上疯传的《徐帆》、《刘亦菲》等诗,这诗还不赖啦。起码很多爱好写诗的官员写不出这样的水平。至于是否达到鲁迅文学奖的标准,在这里我不想谈太多。既然是官员,又是诗歌爱好者,还评个什么奖嘛?依我看,就算写出绝句来,也不应该参评,留点机会给真正的诗人吧。他们活得不容易,一首诗顶多只能换几顿饭,而用诗歌泡妞的时代也早就过去了,诗人写诗,就剩下出点名、拿点奖的奔头了。
不过,我纳闷的是,“羊羔体”为何能一夜蹿红?为什么网上一得知有位官员得奖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他最烂的诗来说事?要知道,车延高得奖的并不是这些诗嘛。为什么一位官员得奖的新闻,会成为整个鲁迅文学奖的焦点?而他们对获奖的其他作品,其实是一点点兴趣都没有。为什么烂诗一烂马上流行,而好诗再好也无人问津?
我相信,议论这事情的人,有大半是不写诗不读诗的,他们都是看客,起哄的,所以骂得也相当的“给力”。逮到点官场臭事,就来大劲。从这个角度看,不仅仅是因为“羊羔体”,而是中国官员形象出了问题。我想,车延高真要写出首绝好的诗来,得了奖,照样会被抠出个“官员体”的丑闻来,因为诗歌的好与坏,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而官衔的大与小,却是铁板钉钉泾渭分明的事实。
在网上有个人说,鲁迅文学奖其实要感谢车延高,因为他,人们才会关注鲁迅文学奖。不然,谁知道鲁迅文学奖是个什么东东?还真是的,没有丑闻的地方,哪里会有关注的流量?文学是审美的,而偏偏这又是个审丑的时代,文学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啊。
【附】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
一、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乔叶)、《国家订单》(王十月)、《手铐上的蓝花花》(吴克敬)、《前面就是麦季》(李骏虎)、《琴断口》(方方)。
二、短篇小说:《伴宴》(鲁敏)、《老弟的盛宴》(盛琼)、《放生羊》(次仁罗布)、《茨菰》(苏童)、《海军往事》(陆颖墨)
三、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李鸣生)、《生命的呐喊》(张雅文)、《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关仁山)、《解放大西南》(彭荆风)、《胡风案中人与事》(李洁非)。
四、诗歌:《烤蓝》(刘立云)、《向往温暖》(车延高)、《李琦近作选》(李琦)、《柠檬叶子》(傅天琳)、《云南记》(雷平阳)。
五、散文杂文:《藏地兵书》(王宗仁)、《路上的祖先》(熊育群)、《风行水上》(郑彦英)、《王干随笔选》(王干)、《病了的字母》(陆春祥)。
六、文学理论评论:《五种形象》(南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张炯)、《想象与叙述》(赵园)、《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高楠、王纯菲)、《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谭旭东)。
七、文学翻译:(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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