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去》活动与探究

　　活动与探究
　　步骤 学生活动 教师组织 备注
　　1 学过《我心归去》之后，你认为阅读哲理性的抒情散文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学生检查笔记、查阅资料。  
　　2 教师参与交流并指导 学生交流  
　　3 除了课文之外，你还读了韩少功的哪些作品，对这些作品，你有哪些看法？ 学生小组讨论  
　　4 教师组织交流、评价 全班同学总结、交流  
　　步骤 学生活动 教师组织 备注
　　1 在阅读及写作散文能力方面，你对自己是怎样评价的？ 学生自我评价  
　　得与失  
　　备课资料
　　韩少功：我的写作是“公民写作”
　　记者   夏榆
　　“马桥风波”之后传闻韩少功有归隐之心，2001年6月他果然辞去《天涯》杂志社社长等职，返回湖南隐居于洞庭湖畔的汨罗市八景乡，潜心文学创作与研究工作。韩少功的归隐生活成为很多读者的一个悬念。
　　１、我盖了房子，在乡下喂鸡、种树、种菜
　　记者（以下简称“记”）：刚才你说你的传真机是被雷电劈坏的。被雷电劈是什么样的情形？现在的城市人都不能想象这样的情景。你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韩少功（以下简称“韩”）：在城里住久了，对雷击没有什么概念，刚下乡就补了一课。当时我没有穿鞋，一声巨响之下脚底发麻，知道是遭雷击了。后来发现包括电脑、传真机、卫星天线等，一共烧掉了五件电器。没有伤人是万幸。这是发生在前年的事。后来我把电器都修复了，只是传真机时好时坏。我住的这个地方是山区，也是水库的库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地广人稀。随着一些富裕的人家向城镇迁移，这里的人口还在减少，所以生态环境不错。到处山青水绿，一条条山谷没有人烟。我每天早上都是被林子里的鸟叫醒的。
　　记：在海南省你曾是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马桥词典》风波之后听说你有卸任归隐之心。后来果然你说走就走了。为什么会有归隐之心呢？是对什么事情失望吗？
　　韩：我现在还为海南省文联工作，每年至少有半年在海口瞎忙，所以既没有“归”更没有“隐”。至于我可以阶段性地住到乡下去，是单位对我专业的支持，也是对我多年来陷入编辑、行政事务的部分解脱，使我有更多自主的时间。我是专业技术人员，在文联不“文”，在作协不“作”，恐怕是说不过去的。这与《马桥词典》的风波没有关系，纯粹是时间上的巧合。
　　记：你此后的乡下生活成了关注你的读者的一个悬念。说说你乡下生活的日常状态，你的居所是什么样子的，你每天都是怎么过的，这种日子让你快乐吗？
　　韩：我盖了房子，本想与农民盖得一样，砖墙瓦顶，木门木窗，没想到，盖好以后才发现这根本不是农民的房子。他们眼下都是铝合金门窗，瓷砖贴墙，比我要现代化得多。我在乡下喂鸡、种树、种菜。附近没有超市和菜市场，你不种就不得其食。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有意思。自然与文明相平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也是我认为最人性化的现代方式。
　　记：在乡下写作跟在城市写作有什么区别吗？远离都市的隐居生活对你的写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韩：古人说“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所以我住到乡下算不上什么隐，何况我还在写作和发表作品，还部分地参与海南省的工作，哪有什么隐？但阶段性地住在乡下，确实能使人亲近山水，是我从知青时代开始的一种个人兴趣。乡下有很多动物和植物，动物今天打闹明天发情，植物今天发芽明天开花，有很多变化，比都市的生活要更加丰富，不像城里人想劳动也大多只能刷刷碗拖拖地板，过于单调。而且，换个地方能够切断一些负面的信息渠道、一些负面的人际关系，是节省时间和精力的技术手段。我对这里的生活当然满意，不仅是满意它有益于写作，更重要的是满意这种生活本身。
　　记：你住的地方是在汨罗江边吗？那里是不是屈原行吟江畔的地方？屈原能给你什么影响吗？
　　韩：我住的地方在汨罗江支流罗江的源头区。这里的自然和人确实教给了我很多东西，但我们应该知道，一个人就是天天坐在鲁迅的故居里也不一定成为鲁迅第二，所以我在这里生活得再久也无望沾上屈原的什么光。
　　记：“现代化”的崇拜正在席卷中国社会。现代人成了被时尚和流行鞭打的人，大家惟恐落伍，惟恐过时，每天都在吞食着各种良莠难分的信息，即便如此也消除不了内心的恐慌和焦虑。你却让自己置身于“现代化”之外的偏远之乡，你对这种乡野生活不担心吗？比如，它的封闭感。
　　韩：有电话、电视、电脑和网络，不会有什么封闭感。惟一的缺点是邮递员来得少，报纸杂志送得慢。当地邮政也市场化了，邮递员跑山区业务少，效益太低，但这种条件也足够让我获得有关信息。与乡下农民增加接触，使我对社会底层了解更多，从这个角度说倒可能是更开放而不是更封闭。
　　2、生活使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
　　记：你觉得公共媒体对一个社会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韩：中国经历了革命热，眼下正在进入市场热。革命没有什么不好，但革命一偏向，可能通向极权社会，我们对此有过历史经验。市场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市场一偏向，可能通向资本社会，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现实经验，特别是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其资本社会正处于动乱和衰退的困境。中国文化人经过“文革”以后对极权多了些免疫力，但面对冷战以后世界的重组与变化，知识界反应的迟钝无法让人恭维，无力诊断现实社会和人生中很多疑难杂症。“三农”的深层问题由一些基层实践者提出来了，但知识界大多久久地沉默，或者视而不见，拿不出理论解释框架。权力与资本的互相转换和串通，这一类常见的复杂现象居然总是简化成一个批极“左”。中国是一个人口、资源、历史、地缘等方面很特殊的大国，要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实践摸索，需要艰苦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知识界和公共媒体在这方面至少应该有个及格的表现。
　　记：你有一个说法就是“公民写作”。通常我们听说还有“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你能说出“公民写作”和其他写作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吗？
　　韩：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记者问我，你坚持关注社会现实，你的写作是不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我说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写作”，还不如说是“公民写作”，因为关注公共事务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非知识分子独有。这只是讨论中随机的说法，所谓“因病立方”，不是要提什么口号。我一直不大了解有关“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讨论，没有什么发言资格。
　　记：很多读者不能忘记你翻译的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书被看成是政治反思小说，你成了对社会现实强烈关注的一个作家。到1990年代你批判的锋芒更为强烈，在你的写作中昆德拉对你的影响大吗？
　　韩：我受到过很多作家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昆德拉的影响。翻译就是精读和细读，因此昆德拉给我影响更大也未可知。他的眼界和手法都非中国“伤痕文学”所能及，政治批判与人性的追问融为一炉。但这并不妨碍我挑剔他，对他的某些思考和表达并不满足，比如他对“轻”与“重”的思考过于玄奥和勉强，还有关注“存在”的现象学时髦，他其实也不必去赶。当然，不满意也是受影响，可以视为一种激发反作用力的广义影响。一个作家读书就像吃饭，吃下了很多作品，但具体说哪一些鱼肉长了我的哪一个器官，哪一些瓜菜长了我的哪一块骨头，恐怕不容易说清，说清了也不值得你相信。
　　记：人是文化动物，一个族群的文化主要是由这个族群的知识分子来承担和实现，知识分子的质量集中表现了整个族群的质量。很多读书人经常感叹民众的愚昧，我看你的不少随笔都在反省知识分子的问题。批判的锋芒十分尖锐。在现在这个讴歌物质化的社会潮流中，你的审视和警觉显得很孤立，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准确。
　　韩：我并不孤立，志同道合者很多。也许不到20年之内，我们眼下很多流行观念都不可避免地要面目全非。比如随着绿色GDP和人文GDP概念的提出，最权威的经济学原理和最主流的现代市场制度，都将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随着中国物质匮乏的时代基本过去，在脱贫焦虑感大体缓解的时候，人们也将更为心平气和与深思熟虑地来比较中外文化资源，可能获得更多的文化自信心和创造力，从而对全球文明建设表现出更积极主动的姿态。这不是说几个文化人想怎么样，而是生活现实逼着文化人只能这么样。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是文化创造之源。生活的推进，总是使一些貌似强大的潮流成为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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