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词人”揉着血泪的创作，牵动宋词转型

　　关于“南渡词人”
　　北宋灭亡后，大批文武官员、平民百姓渡江南下，到南方躲避战乱，很多词人也在其中。他们把北宋160多年积攒的丰富创作经验，一起带到了南宋土地上。于是，宋词并没有跟随北宋一起灭亡，而是在南宋得以继续发展。
　　这些人被称为"南渡词人"，他们是南宋词坛的开创者，代表人物有张元干、叶梦得、朱敦儒、李清照，等等。
　　"南渡词人"有两个特征：一是经历了北宋"靖康之变"，品尝过南渡的颠沛流离；二是南渡后词风发生明显变化，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色彩。
　　“南渡词人”的创作特点
　　首先，由从前写一己之悲喜，上升到国家之兴亡。这种转型，是因为词人品尝了南渡的种种苦难，内心受到极大触动。最具代表性的是朱敦儒和李清照。
　　朱敦儒早年过着风流浪子生活，以清高自许。北宋靖康年间，他曾被举荐为学官，诏至京师，却不肯受命。他早年的一首《鹧鸪天》，就表现了豪放不羁、不屑权贵的生活态度——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而"靖康之变"，粉碎了他的名士风流梦。当达官显贵占有大量交通工具、载着金银珠宝南渡时，无一官半职的朱敦儒，只能被抛到普通逃难百姓的行列。途中，他写词说道："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卜算子》）天地之间到处都是苦难，在走投无路的困境面前，人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哀鸣又有何用！
　　最终，朱敦儒历经千难万险，侥幸渡过长江，生死考验让他和他的词都完成了一种超越，他再也不是那个疏狂的风流浪子，忧国、爱国之情已斑斑可见——
　　《相见欢》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这首词境界开阔，情辞慷慨，他关注的已经不是自己"无处归"，不是百姓"哀鸣急"，而是上升到故国之思，以及还我河山的急切情怀。胸襟和眼界，都和南渡之前不同了。
　　朱敦儒还有一首《采桑子》，是南渡后、流浪至江西所作——
　　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
　　碧山对晚汀州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
　　结尾的"愁损辞乡去国人"，不仅是词人自身多年流离的体验，也代表了所有南逃难民的共同心声，仍是跳出一己之悲的体现。
　　对女词人李清照来说，南渡更是她人生和词作的拐点。如果没有南渡的磨难，她会一直呆在婚姻爱情的甜蜜里，研究词学、收藏文物，她的词作也会限于闺阁庭院、与丈夫的离别相思。那时的愁，顶多是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而一场南渡，让她经历了国破家亡、夫死书散，她一个人饱经沧桑，南渡后词作里的忧愁，便也融入了家国之恨和社会不公。比如感伤时事的《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
　　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词里所写的芭蕉树，深扎在南方的土地上，而李清照作为"北人"，她无法像芭蕉树那样，在南方找到安全感，当雨滴打在芭蕉叶上，更增添了她失去家园的伤痛。"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这也是千千万万"北人"共同的深愁吧。
　　李清照晚年的一首《永遇乐》，写元宵佳节的情景，描绘出南宋朝廷偏安苟活、纵情享乐的时代氛围——
　　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此时的"中州盛日"，是因南宋平民没切身体会过北宋灭亡之耻，是因南宋朝廷没对他们进行过抗金复国的教育动员，是因一些南渡臣民也淡忘了当年颠沛流离之苦。李清照这个久经磨难的生命，捕捉到了这一时代之痛，她以平静的语气、通俗的语言，描述了这个"中州盛日"的元宵之夜，让今天的读者仍能通过她的描述，了解她"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苦衷：自己的生命是落日余晖，国家的生命是危在旦夕。
　　在这首词写成120年后，南宋末代爱国词人刘辰翁，也写了一首《永遇乐》，他在词序中说："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泣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情辞不及，而悲苦过之。"李清照南渡后的词作，既是自己生命的哀歌，也是时代的哀歌。
　　其次，在部分"南渡词人"笔下，词变身为政治武器。它参与到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和战之争，表明词人反对议和的鲜明态度。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元干。
　　南渡也促成了张元干的词风转变。南渡前他受传统婉约风影响，酒盼花前，南渡后转为豪迈悲壮。他曾作词反对议和，因此被捕入狱——
　　《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这首词的标题，已说明写作目的，是"送胡邦衡谪新州"。胡邦衡，即胡铨（字邦衡），南宋绍兴八年，秦桧主张与金议和，而金使竟让宋高宗跪拜接受诏书，对南宋称"江南"，胡铨慷慨陈词、请斩秦桧："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胡铨的话让高宗、秦桧大怒，因此遭贬。后来"绍兴和议"达成，胡铨又被除名新州（今广东新兴）。
　　张元干这首《贺新郎》，就是送胡铨去新州时所作，其中"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一句，直指（宋高宗）天意难问、人情可悲、爱国有罪的不合理现实。《四库全书总目》评此词："其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
　　而胡铨在被押送新州的途中，也作了一首《好事近》——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惹猿惊鹤怨，误松萝风月。
　　囊锥刚强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命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
　　结尾所说的"豺狼当辙"，其锋芒所向，尽人皆懂。这首词反映了词人身处逆境，时时有被害死的可能，但他仍不畏权势，大胆痛骂主和的投降派。
　　在张元干和胡铨笔下，词是他们与主和派斗争的武器，也是他们坚持爱国抗敌的精神力量。
　　再次，正因为上述原因，婉约词在"南渡词人"这里已成为最弱声区，苏轼之后难以为继的豪放词，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段有了长足发展，爱国豪放词雏形已现。
　　这其中，张元干的《石州慢》，是"南渡词人"中较早出现的爱国豪放词——
　　雨急云飞，惊散暮鸦，微弄凉月。谁家疏柳低迷，几点流萤明灭。夜帆风驶，满湖烟水苍茫，菰蒲零乱秋声咽。梦断酒醒时，倚危樯清绝。
　　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祗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
　　张元干曾投入李纲指挥的京都保卫战，并亲临城上指挥杀敌。而这首词写于保卫战失败、他避乱南行时。壮志未酬的词人在吴兴（今浙江湖州）乘舟夜渡，想到"群盗纵横，逆胡猖獗"的内忧外患，用一句"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诉说爱国豪情，结尾的"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激愤悲壮，声振林木。
　　而叶梦得的《水调歌头》，通过习射连及南宋现实，抒写老而不衰的爱国豪情，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脉相承——
　　霜降碧天静，秋事促西风。寒声隐地，初听中夜入梧桐。起瞰高城回望，寥落关河千里，一醉与君同。叠鼓闹清晓，飞骑引雕弓。
　　岁将晚，客争笑，问衰翁：平生豪气安在，走马为谁雄？何似当筵虎士，挥手弦声响处，双雁落遥空。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
　　这首词大约作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宋朝在北方的大片国土都已被金国占领，叶梦得此时担任知府的建康城（今江苏南京），成为了扼江守险、支援北伐军的重镇。在这种背景下，词里所写的习射，更像是一次实战演习。虽然词人说自己"老矣真堪愧"，可"回首望云中"一句又提及汉文帝时、抗击匈奴的云中太守魏尚，借此道出自己杀敌复国的壮志豪情。
　　此外，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以及王以宁的《水调歌头•呈汉阳使君》，都是这一时期的爱国豪放之作。
　　“南渡词人”和“南渡词”的影响
　　"南渡词人"们扛起了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是时代给予的，无法逃避。由他们创作的"南渡词"，是南宋词坛的开端，这些词揉着血泪、涌动着爱国深情，形成了深邃而雄浑的时代风格，也宣告北宋时期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的风格特征，一去不复返了。
　　"南渡词人"的创作情感走向庄重，创作风格渐趋豪放，创作视野着眼于国家兴亡和社会现实。后来出生的词人们，通过"南渡词人"的创作，感受到国家分裂的痛苦和屈膝议和的耻辱，于是继承他们开创的爱国豪放词风，接过抗金救国、重整河山的旗帜，同时，又继续追求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结合。从这一点来说，"南渡词人"又为之后的词坛高峰期铺好了基石。
　　"靖康之变"是北宋王朝的不幸，但对于宋词和词人来说，又是不幸中的幸运。"南渡词人"借助这场巨变，将词推到了抗金救国的前线，赋予了词巨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使人们对词这一"艳科"、"小道"刮目相看。由"南渡词"开始，再到之后爱国豪放词蔚然成风，宋词逐渐能和诗歌分庭抗礼，这才有了今天"唐诗宋词"的举案齐眉。
　　在承前启后的转型期，"南渡词人"和"南渡词"很好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南宋词与北宋词，隔的不只一条时间线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克宋朝都城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从此，宋代历史被分成了两段——北宋与南宋。
　　南宋与北宋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北宋从分裂走向统一，是相对太平的时代，文人们生活安逸，有政治理想；而南宋是由统一走向分裂，偏安一隅，在异族随时可能入侵的压迫下，委曲求全、苟且偷生，所以南宋文人是生活在担忧和愤慨之中的。
　　不同的环境，使文人的创作内容、心态、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宋朝极度繁荣的宋词，也因此被分成了两段——北宋词与南宋词。
　　南宋词与北宋词，有何不同？
　　首先，在与音乐的关联性上，它们是不同的。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是配乐演唱的歌词。北宋时的很多词，都是词人在歌舞酒宴上即兴填写，交由歌儿舞女演唱。所以北宋词与音乐的关联性很大，它更多是娱乐消遣，描写自己的生活，流露真实的性情。
　　比如晏殊的《浣溪沙》，就是一边喝着酒、一边填的词，它在词里感悟季节变化、感悟生命流逝，流露淡淡的闲愁——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而到了南宋，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动荡，造成北宋时期的很多乐谱零落、散佚，所以南宋词大部分无法合乐演唱。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在《国香•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沈海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
　　可见因为旧谱零落，还能唱两首周邦彦曲子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宋词逐渐脱离音乐的羁绊，成为独立的文体。
　　另外，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也迫使宋词走出莺歌燕舞的环境，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现实。时代赋予了南宋词服务于现实的功能，它是抗敌救国的号角，是文人墨客相互酬唱、或结社应酬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不再是随意的情感表达，不再是为了浅斟低唱，而是变成庄重的情感、高雅的艺术活动。
　　比如南渡词人赵鼎的《鹧鸪天•建康上元作》，内容是咏元宵节，却没有繁华喧闹，而是杂着词人的故国之思和南渡感慨，悲惋中又有豪气流注其间——
　　客路那知岁序移。忽惊春到小桃枝。天涯海角悲凉地，记得当年全盛时。
　　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分明一觉华胥梦，回首东风泪满衣。
　　其次，在创作的出发点上，它们是不同的。
　　北宋词多是率情之作，往往即景生情，自然而发；南宋词则多是带着明确目的而作，精心安排、巧妙构思。
　　就如清朝词论家周济总结的那样："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比如北宋苏轼的《定风波》，典型的即景生情，词人的情感是在突如其来的风雨中自然而发，没有预兆，没有安排——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而南宋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明显是有安排、有构思的作品，而且构思极其巧妙。词人在前面渲染元宵节灯会的热闹，渲染游人车马如织的欢乐，最后却安排了一个女子，让她独自立于"灯火阑珊处"。由此便能看出，词人是借女子的孤高自赏，表明自己不愿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两相对比，北宋词见性情，情感来得直接明快，容易引起读者的普遍共鸣。而南宋词的精巧布局，值得读者反复咀嚼。
　　其实这种转变，从北宋末年的"大晟词人"群体就已经开始了，到了南宋则变得更加普遍、更加刻意追求。
　　再次，在是否具有韵外之旨上，它们是不同的。
　　北宋词率情而作，往往就事论事、就物论物；而南宋词匠心巧运，大多有所寄托。
　　最能体现南宋词寄托之意的，首推咏物词，南宋词人结社应酬，也喜欢出题咏物，"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清•沈祥龙《论词随笔》）
　　比如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梅花身上寄寓了词人的情感和追求、理想和品格，是他一生爱国形象的定格——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又如张炎的《解连环•孤雁》，是南宋灭亡后所作。它描写了一只离群失侣的孤雁，独自在江野彷徨的凄苦，寄托着词人羁旅漂泊的愁怨，以及故人之思、亡国之痛——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
　　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
　　南宋词与北宋词的优劣之争
　　在清代"浙西词派"崛起之前，似乎北宋词更受人们喜欢，被更多地模仿学习。比如清代著名词人纳兰容若，就以北宋词风为自己的创作风格，《词苑萃编》说他："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
　　后来朱彝尊开创"浙西词派"，便开始推崇南宋词人姜夔[kuí]、张炎的词风，标榜醇雅，以婉约为正宗，贬低豪放派。
　　比如朱彝尊的《长亭怨慢•雁》，就有张炎《解连环•孤雁》的韵味——
　　结多少悲秋俦侣，特地年年，北风吹度。紫塞门孤，金河月冷，恨谁诉？回汀枉渚，也只恋江南住。随意落平沙，巧排作、参差筝柱。
　　别浦，惯惊移莫定，应怯败荷疏雨。一绳云杪，看字字悬针垂露。渐欹斜、无力低飘，正目送、碧罗天暮。写不了相思，又蘸凉波飞去。
　　朱彝尊推崇南宋词，除了个人身世、审美趣好的原因，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倡导南宋词的韵外之旨，从而拔高词体地位，使其上接《诗经》《楚辞》，因为《诗经》和《楚辞》就是有喻托传统的。朱彝尊在《红盐词序》中就说："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朱彝尊属于明末清初人士，像他这样处于时代更迭之际的词人，许多身世家国之感，都是难言之隐，只能托物寓意，这也是南宋词符合朱彝尊等"浙西词派"喜好的原因。等到清代嘉庆以后出现的"常州词派"，处于盛世已去、风光不再、社会矛盾尖锐的历史时期，他们同样推崇南宋词的比兴寄托。
　　但一味追求寄托，也使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狭窄，不能尽言胸中之意，失去词的性情。所以像晚清著名词家陈廷焯，他虽属"常州词派"，也曾在《白雨斋词话•自序》中评价北宋词"即以艳体论，亦非高境。"但代表他早年词学观点的《词坛丛话》，却透露出他对北宋词的喜欢，他说："然平心而论，风格之高，断推北宋……南宋非不尚风格，然不免有生硬处，且太着力，终不若北宋之自然也。"
　　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一反"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观点，推崇北宋词的境界，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在王国维看来，南宋词的经意安排，比起北宋词的自然感发，像是隔了一层，就如雾里看花。比如南宋姜夔《扬州慢》的名句："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其实是用清冷的月夜暗示扬州现在的萧条，也进一步暗示金国入侵带来的灾难。王国维认为它格韵虽高，但还是落在一个"隔"字上，大概就是说它不够感人，很难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吧。
　　南宋词总体上偏冷硬、突兀，甚至为作而作，圆融飘逸处远不如北宋词。而词起于唐，发展于五代十国时期，至北宋柳永、苏轼，已成熟，南渡之后，李清照、辛弃疾分继婉约与豪放且集大成之时，实际上主要承载与体现的仍是北宋词风，再往后，宋词质量与境界其实已急转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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