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梅兰芳

　　《拿来主义》第一段批判“送去主义”，其中列举了梅兰芳。“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对梅兰芳语带嘲讽是很显然的。 
　　梅兰芳是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且非常有民族骨气，毛泽东很喜欢梅派艺术，所以，梅兰芳在建国以后地位非常高，但他从不参加纪念鲁迅的活动，即使中国文联开会时纪念鲁迅，他也要退场。课文注释没有交待鲁迅与梅兰芳的关系，只有一点简单的引用。梅兰芳要去苏联是《大晚报》的说法，１９３４年５月２８日的《大晚报》以洋洋自得的口吻，报道了梅兰芳要去苏联演出：“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爰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此事已由俄方与中国驻俄大使馆接洽 ，同时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亦奉到训令，与我方商洽此事。……”鲁迅即于五月三十日写了《谁在没落？》（发表于６月２日的《中华日报》），认为中国画和象征主义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棵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指出苏俄的象征主义在没落，京剧的脸谱与手势是代数（即代码，艺术符号），“不是象征”，没什么深意。是年九月二十日写《莎士比亚》一文，又提及此事。是年十一月一日又写了《略论梅兰芳及其它》一文，认为京剧变雅，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是葬送艺术的生命力”，还说：“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这里表现了鲁迅的人民本位的艺术观，但鲁迅对梅兰芳的批评，现在看来，并不全有道理。 
　　实际上鲁迅对梅兰芳、对京剧，一直抱有偏见。五四时期，胡适、刘半农、傅斯年、钱玄同等，一方面提倡戏剧表现人生，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批判京剧，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的“百纳体”，“毫无美学价值”。鲁迅也持这一派观点。据郁达夫回忆：“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茅盾、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他（鲁迅）根本就不赞成，并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了，这行吗？”（《郁达夫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９７页）。早在１９２４年，鲁迅就写了《论照相之类》，认为梅兰芳饰天女、演林黛玉等，眼睛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鲁迅最反感的是京剧中的像梅兰芳这样的“男旦”，他挖苦说：“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什么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彩色、弄墨水的人们跋扈。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京剧与国画，是否切合“象征主义”是可以讨论的，但现在看来，鲁迅凭个人的喜恶，否定国粹京剧艺术，否定杰出艺术家梅兰芳，是不当的。梅兰芳对鲁迅的态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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