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人的病态情结看现行教育的病态心理

　　（一）
　　在高中语文课本中，选了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和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把这两篇文章选入高中课本，应该是有深意的。
　　《种树郭橐驼传》先讲郭橐驼种树成功的原因是他“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告诉世人万物都要顺应天性。随后点明作者的写作意图：“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同理，以子之道，移之学理教理，可乎？这是值得世人沉思的一个问题。
　　《病梅馆记》以病梅直指科举制度对人性的压抑，抒发了作者的强烈愿望：“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虽然龚自珍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病梅”问题，但应该引起了我们对中国教育的沉思。
　　以两文为切入点，从中国病态情结的角度，试着探讨中国的教育对人性扭曲的病态心理。我们先从中国人的病态情结分析着手探讨。
　　不难发现，中国人有一种以病态为美的审美心理。主要表现以下几种现象里：
　　一、 病、愁、瘦情结――西施VS黛玉VS港姐
　　“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惜乎！”
　　这是家喻户晓的“东施效颦”的故事。西施本来是很美的，“浣纱沉鱼”就是她漂亮到极致的佐证。正是凭着无与伦比的美貌,她才能“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但是，美丽的西施却有心口疼的病，她常用手捂住胸口，双眉紧皱。从常理说，病态是不美，但人们竟然很喜欢西施的病态美，认为那是妩媚可爱，楚楚动人。
　　这里，笔者想起《病西施》的笑话――
　　甲：“我发现美人儿都是容易得病的。”
　　乙：“哦？何以见得呢？”
　　甲：“这很简单，你只要留心一下报刊和电视的那些广告就不难发现，吃药的都是些美人！”
　　这说明美人即使生病，那也是美的，甚至会更美。为什么美人生病会更美，其实那是欣赏者病态心理在作怪。女人病怏怏的，显得楚楚可怜，令人无限怜惜，于是乎男人便以此为美。这种心态是不正常的，是扭曲的。
　　以西施的病态为美的典型人物当然要算东施了。她也以为西施这样就是美，便学着手捂住胸口、双眉紧皱的样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虽然东施装出来的病态美不为世人接受：行人见了她的这个样子，吓得东躲西藏，不敢去看她。但世人还是很热衷于西施的病态美。
　　《红楼梦》里的美人林黛玉，便是百病缠身，完全是病西施的化身，并且将病西施的病态美完善，在“病”的基础上延伸出“愁”来，形成独特的病态美、愁态美：“态生两厣之愁，娇袭一身之病。”虽是愁容却有妩媚的风韵，虽是病体反添娇怯的情态。黛玉的这种病态美令宝玉迷恋，令宝钗横生醋意，今天的世人也还有不少迷恋黛玉的病态美。
　　在将减肥进行到底的今天，以病态为美的审美观念又延伸出“瘦”态美。减肥药铺天盖地，广告夸大其词，减肥一族趋之若骛，誓死将减肥革命进行到底。多的不别说，光来看看港姐标准吧。1995年港姐冠军杨婉仪，体重指标是历届港姐冠军中最低。身高1.63米体重仅45公斤。备受世人推崇。而1996年港姐冠军李珊珊，身高1.75米，体重60公斤，体重指标本来是合格的，很标准的，但却被批评过肥。
　　瘦到只剩下骨头，只剩下一口气，甚至昏倒、丢了小命，那也是一种时尚。为了这种病态美，大家都趋之若骛，视死如归。与病西施相比，今天的世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病态美之风越刮越烈。
　　二、自残情结－小脚VS波霸、瘦腰VS肥臀
　　发愁、减肥本身就是自残行为，但与缠足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缠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对女子自幼儿期时以布紧缠双足、使足骨变形足形尖小、只能以足跟勉强行走的变态行为。这是奴隶制下的特产，是中国的一种“国粹”。
　　民俗学家认为，中国的缠足始于南唐，缠足的始作俑者是南唐后主李煜。据说李后主曾为一个能歌善舞的爱妾筑了一座六尺高的大莲花台，爱妾为了博后主欢心，以帛绕足，使之纤小屈突，足尖成新月形，在莲花台上翩然起舞。唐镐以诗赞美：“莲中花更好，云里影长断。”于是，闺秀们纷纷学习，脚以纤细成弓形为妙，遂成为时髦。到了南宋，缠足的风气开始兴盛，一些封建士大夫们对三寸金莲的审美情趣已经形成。清代统治者入关之始还认为女子缠足是一种敝俗，从顺治二年起就下诏禁止；康熙元年又诏禁女子缠足，违者罪其父母。但是，女子缠足照样相当泛滥，甚至缠足风气最盛，男子娶妻，非小脚不可。社会风习一时以大脚为耻，对小脚的崇拜也到了狂热的程度。
　　缠足时代，崇拜小脚蔚然成风，与此同时也制定出缠足的教育技术标准，即“瘦、小、尖、弯、香、软、正”。要达到这些标准，可想而知是何等困难。宋恕《六斋卑议救惨》说，因缠足而“致死者十之一二，致伤者十之七八”。俗话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女子缠足是要蒙受极大痛苦的。据清人顾铁卿《清嘉录》卷八记载：“（八月）二十四日，煮糯米和赤豆做 ，祀灶，谓之黏 ，人家小女子，皆择是日裹足，谓食滋 缠脚，能令胫软。”缠时先将脚拇趾以外的四趾屈于足底，用白棉布条裹紧，取其涩而不易松。等脚型固定后，穿上“尖头鞋”，白天家人挟之行走，以活动血流，夜间将裹脚布用线密缝，防止松脱。到了七八岁时，再将趾骨弯曲，用裹脚布捆牢密缝，以后日复一日地加紧束缚，使脚变形，最后只靠趾端的大拇趾行走，要缠到“小瘦尖弯香软正”才算大功告成。
　　为了使缠足效果“理想化”，国人还研制出缠足凳。缠足凳上有个轱辘柄，可以把裹脚布缠得很紧，使女子的脚被缠得更小，而被缠女子忍受的痛苦就不用说了。
　　缠足虽说残忍，但国人甚是迷恋，对此大肆赞扬。苏东坡在《菩萨蛮》中写道：“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宣和末好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人们以小脚为美。清人方绚在《香莲品藻》中对小脚作了深入研究评论，将女子小脚定为“五式”（“莲瓣”、“新月”、“和弓”、“竹荫”、“菱角”），从“五式”又变出“十八种”。他还说女子小脚有“三贵”（肥、软、秀），其好丑又可分为“九品”。有些中国男子还常把女人的金莲小脚泡在一盆茶里，然后从盆中舀茶喝。也有的用女子的金莲小鞋盛上酒杯喝酒，称之为“金莲杯”。
　　男人迷恋小脚，发展到男人自己也缠足。据记载，宋朝建炎末当枢密谏议官的向履方，他“美髯，面若滑稽之状，裹华阳巾，缠足极弯，长于钩口。同舍王佾公为语之曰：‘君明皇时四人合而为一：状类黄幡绰，头巾类叶法善，脚类杨贵妃，心肠似安禄山’。”真是匪夷所思。
　　国人以缠足为光荣。朱元璋因太后马氏有一双大脚为耻，被人作漫画嘲笑，竟恼羞成怒，杀了一条街的人。而清朝一位外交官曾把女人的三寸金莲绣花鞋送到世界博览会上展览，以此为国粹。
　　这种自残行为为什么备受国人欢迎？潘光旦在《性心理学》中认为不少男人有足恋的倾向。有人也将其原因概括为三方面：
　　一是表示身份高贵。女子裹了足就不便于劳动，也可以说她无需劳动，身份高贵。
　　二是限制女子的行动范围。这是因为，缠足女子只能轻步缓行，一走三摇，不可能长途跋涉，翻山过河，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她们随意出游或与人私奔的行为，只能驯服地做“内人”，在家中侍候丈夫。
　　三是增强性欲。这是女子缠足最重要的目的，不管人们对此是否认识到，女子的三寸金莲的确主要是供男子欣赏、把玩、发泄性欲。
　　笔者认为还有以小为美的审美观念，完全是对“羊大为美”观念的颠覆，体现东方人审美的观念的转变。随后逐渐极端化，狂恋小脚，扭曲人性，形成一种心理变态，一种怪“癖”，甚至是道德沦丧，腐化堕落。这是国人以“病态为美”的发展的极至。
　　缠足，这种中国变态古典教育技术是一种畸形的教育技术，实际上是男人变态心理的真实写照！
　　当然，西方也的束腰的自残行为，与之类似。
　　当“小脚老奶”一个个退出历史，隆胸时代又闪亮登场。这几年电视杂志报纸等各类媒体上扑面而来的丰乳广告让人目不暇接，宣传力度十分夸张：“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是女人就行！”众多的整容医院应运而生，有的女人不再满足于往胸罩里垫海绵，为之心动趋之若鹜。于是“波霸”之类的词也应运而生。更有甚者敢于挑战人类极限，隆了全世界最大的胸，一只乳房就比她的头还大，夸张地说，她行走比较困难，重心前倾；躺着双乳压着心脏，难以正常呼吸。
　　这只是给生活带来不便，而那些为隆胸而获病甚至至死的，就更令人费解。但这个时代随处都可见到美女们挺着大胸作秀、作广告。人们见了大胸依然垂涎三尺。人们不以小为美了，反过来以大为美。其实，也是一种变态行为，也是以病态为美。
　　除了隆胸，还有丰臀、割双眼皮等等，都是自残为乐。
　　这时男人也甘寂寞，与之相得益彰，吃起壮阳药品，以大为美，追求一种非天性的病态美。
　　无论是小脚蜂腰，还是丰乳肥臀，都是一种不健康的体现。
　　三、 套套情结――病梅VS儒学
　　我们一直以发现美的眼光看待中国园林艺术，认为它有点内秀式的诗意，点感怀式的忧伤。其中，中国盆景是利用自然素材在盆中描绘自然风光物态的一种多维空间活的生命艺术，是历代中国盆景艺术家用以表达思想情感和审美理念，反映客观自然和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盆景是艺术家们按照艺术规律及自己的审美观，借用特定素材（植物、山石、水体、摆件和盆具、几架），用智慧和技巧精心创作出来的一种综合性的时空双具的高雅艺术品。以其自然美所不能企及的集中性、鲜明性、人文性、多变性、典型性、再生性和艺术性而闻名。
　　但是，读了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和龚自珍的《病梅馆记》，笔者的眼里就只有病态美了。我们以梅为例，来分析一下中国盆景的病态美。龚自珍说：“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要获得这种病态美，必须 “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很明显，是在扼杀天性中追求病态美。以病态为美的“文人画士”心藏“孤癖之隐”，其心不正。
　　对此，龚自珍反其道而行之，“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但他只购得三百盆，数量有量。他还“辟病梅之馆以贮之”，被解脱之梅还是要受“病梅馆”的囚禁，并不能彻底解放，自由生长。
　　相比较而言，郭橐驼就做得更令人心喜。他“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不我若”者是如何做的呢？郭橐驼说：“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讎（仇）之。”于是，害其长，非能硕茂也，非能蚤而蕃也。
　　中国盆景上总系着一根根束缚之绳，套着一个个遏制之环。所体现出来的美其实就是一种病态美。由此，不得不让我们联系到儒家思想对人性的束缚。无论是“三纲五常”还是“三从四德”，都束缚着人们的喉咙，抑制着人的天性。人就活在一个套套里。
　　被扭曲的人性的人们习惯了这种套套式的生活，不但没有意识到它的病态，反而附加出它的优越性，发挥出套套束缚的特性，老的套小的，大的套小的，男的套女的，上级套下级，下级套百姓。思想要套，情感要套，行为要套，结果也要套。于是乎整个社会便成为一个套套社会。
　　套套社会扭曲了人们的心理，形成了病态人格，产生了病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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