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工比兴，各领风骚 ——唐代三首“咏蝉诗”比较分析

　　施朴华《岘佣说诗》曰：“《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其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同是唐人，又都是托咏蝉以寄意，由于作者的地位、遭际、气质彼此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
　　“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虞世南《蝉》）。大意是“蝉儿栖身高处，声音自然会传得很远。这并不是借助秋风的飞传”。沈得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这托物寓意的名句，既是写景，也是抒怀，是唐诗中最早咏蝉的，很为后世称道。虞世南原是陈隋旧臣，入唐后以文才、德行，受到唐太宗的器重，他生性耿直、孤傲狷介，不合于世，显示出一种内向、孤僻、深沉的性格特征，虞世南借蝉咏怀，表明自己立身高洁，不需任何凭籍，自会扬名。情景交融，显得十分和谐自然。这两句用的是比体，因为虞世南的境遇比络宾王、李商隐好得多，所以他诗中悲凉的调子很少。蝉声远传不是借籍于秋风的传送，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诗人的人格美，表达了诗人对自己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表现了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读者可从中想象到人格化了的蝉儿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可谓巧妙至极。正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言“不做良臣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名声自传达于后”。“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展示了一个清狂自负、踌躇满志的士大夫形象。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骆宾王《在狱咏蝉》）。大意是“秋露凝重，寒蝉纵有羽翼也难飞进，风多风大，蝉的鸣叫也易消沉”。这既是托物自喻、工于比兴寄托的佳句，也是一曲忧愤深广的人生悲歌。骆宾王不是宫廷的宠臣，而是市井的才子。所以他才能将萎靡的声音变为纵情的高唱；骆宾王不是昂步台阁的权贵，而是久历塞漠的士吏，所以他才能应制的卖笑变成由衷的感叹。在初唐后期，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和对齐梁以来的绮靡诗风的批评等条件下，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有兴寄、有风骨，蕴含慷慨贞刚的情思，他“志远而心屈，才高而位下”。由于远离朝廷，眼界比较开阔，深恶宫体诗诗词藻华丽而内容琐屑。于是“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他力求摆脱文絮浮艳诗风，而代之以刚健清新的风格。骆宾王的一生是坎坷的，他的悲剧可以用这两句来概括。诗人从蝉和自己身上找出了共同点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纯用比体。把凄恻的感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蝉在深秋的艰苦比喻自己所处的恶劣环境；蝉因露重难以起飞实指自己身陷囹圄，有翼难飞；写蝉声因风而淹没实指自己遭人暗算、陷害有口难言、有冤难伸。“露重”、“风多”也是诗人想展翅高飞的负担，想一鸣惊人的干扰，想向天子表白忠诚的障碍。“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不只抒写了作为一个囚犯蒙受诬枉、有翅难飞、有口难诉的痛苦处境与心情，而且熔铸了诗人长期以来倍受压抑、历尽坎坷的人生体验，从而在广阔的范围上概括了封建社会中受压抑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际和感受，具有较高的典型性。表露了诗人无以复加的悲愤。骆宾王境遇比虞世南、李商隐更加不景气，但诗中表现了他无可奈何却又不甘就此沉沦的心声；表现了一种“飞难进”而欲飞，“响易沉”而仍欲响的奋进精神。两句诗纯用比体，寄托遥深，而无晦涩之弊，物、“我”在这里已浑然而难分。咏物诗达到如此境界堪称比兴寄托上品。这诗是诗人在狱中创作的，因此作者此刻的心情不象王维笔下的“倚仗柴门外，临冈听暮蝉”那样悠闲；也不象郎博士元在送别友人时“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的情怀。“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展示了一个遭谗、被诬，怨恨难诉的阶下囚形象。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李商隐《咏蝉》）。大意是“蝉栖息高枝本来已难得一饱，欲寄幽恨，白白地频费鸣声”。李商隐是晚唐社会孕育出来的“时代游子”，“生于末世运偏消”、“未见朝霞却逢暮色”。他洞察时弊，却无力回天，抱着一线希望而奋斗，始终随着绝望而悲愤；他执着追求却信心不足，不懈探索却依然渺茫；他有患于自身、世事。用心徘徊，辗转反侧，有难言之隐，有不言之痛，委婉其情，闪烁其辞。“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以蝉鸣起兴，诗人以自己的感受写蝉。认为自己也象蝉一样因为品德高尚，不肯与人同流合污，才受到权贵的歧视和冷落，尽管拼死努力也难得一饱。为此，诗人不断地向当政者发出求教的呼吁，无奈都是白费唇舌。一个“恨”字把诗人的满腔愤懑都倾泻出来了。这两句诗贵在含蓄，风格独具，把诗人对晚唐政治的不满以及对当时整个政治集团的谴责幽邃凄绝地表现了出来。清人朱彝尊评此诗“神神空际，超超玄著，咏物最上乘”。诗人是折住了蝉的特征结合自己的情思，“为情而造文”的。李商隐用特有的悲剧眼光感受事物，从而赋予了这两句诗浓郁的悲剧色彩。寓托着自身贫困的境遇和对冷漠无情环境的感受。“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展示了一个怀才不遇、生活清贫的正直文人形象。
　　在我国古代诗歌的百花园中，咏物诗可谓一朵争芳斗艳，惹人喜爱的奇花，读来余味不尽。咏物诗若单纯咏物，无论写得如何曲尽其妙，总是意义不大，境界不高。虞世南、骆宾王、李商隐三位唐代诗人均借咏自然界细小纤弱之物——蝉，寄托个人身世遭遇。蝉一向被古人引为高洁的象征，诗中表面上说的是蝉，实际上蝉是诗人自己的化身，使蝉拟人化、感情化、个人化，寄情于比兴之中，物我合一，形神俱似。“体物为妙，功在密附”，体现出优美深远的意境，发人深省，耐人咀嚼。使读者得到美的享受，不愧为唐代咏蝉三绝。但是，由于虞世南、骆宾王、李商隐三人的地位、遭际、气质等都不尽相同，所以三人咏蝉，虽同工比兴，却呈现殊异的在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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