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8700字。用宁静淡泊阅世
郭　艳      
　　新时期小说的一大特色便是艺术形式的“赶时髦”，并且几乎赶的全是西化了的时髦。当我们在意识、潜意识的“河”中颠来倒去的“流”时，当我们彷徨于现代主义的小说之林，陶醉于象征主义，荒诞意识，研究着小说的变形艺术时，快感之余，不免会发现新时期文学的窘境，即读者太容易喜新厌旧，对所有新鲜的玩意都维持不了长久的兴趣。作家好像被形式的疯狗追赶着，读者、评论家们又去追赶形式的疯狗。就在我想从这种赶和被追赶的游戏中脱身之际，我走向了汪曾祺。
　　“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这便是汪曾祺的小说了。从叙述的角度看，流贯于作品的是一种平平淡淡的风度。
　　平淡是中国艺术最高审美境界之一，在中国艺术中具有至深的意义和至高的地位。明代文学家陈继儒认为“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并认为作品的传与不传，大抵在：“淡与不淡耳”。平淡的最高处一直通往老庄的“道”与儒家的“中和”，所谓“夫虚境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故尔形成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以淡为宗。汪曾祺平淡风格的获得，既是他小说艺术的成熟，也是他人格修养的自然流露，是他为人为文的最高境界。 　　
　　人物：平淡的人生 　　
　　平淡的叙述风度，于汪曾祺是一种叙述方式、一种叙述态度，但更是他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换句话说，汪曾祺以平淡的叙述风度叙述故事，远不只是他在叙述技巧上的追求，主要还是他的审美理想甚至整个身心的深刻隐含。他力图把平淡的生活、生命态度审美化、艺术化；而审美化、艺术化的根本目的，又是为了以平淡的态度对待生命中的一切苦与乐，生活中的一切悲与喜。
　　汪曾祺只是以朴素的语言、口语化的语言以及人物化了的语言叙述着他喜欢叙述的一切。这与他在理论上所倡言的“语言的惟一标准，是准确”显得十分合拍，同时，也无可否认就在他这种严谨的写实文字间，又有着空灵的写意味，即并无实体，却隐匿着某钟情致，某种意蕴。汪曾祺的小说不是没有故事，而是故事的情节的确已经被冲淡，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了传统小说的情节模式，并在客观上表现出了与现代小说有一定程度的瓜葛。这又与他那“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的表白或者说主张获得了一致。虽然情节作为情节，已失去了传统模式所具有的震撼力，但是由那随意而娴熟的所构筑的富有地方色彩的艺术整体，所弥漫的富有地域性的浓郁的文化氛围，却使你不得不承认已具有足够的情感穿透力。从而，这一切便又与他那“我以为气氛即人物”的说法巧妙契合一起。
　　凡上种种，说明了汪曾祺是一个文体意识很强的作家。在我看来，汪曾祺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写小说，以平常和平淡的语言叙述情节淡化了、也更生活化了故事，事实上是他那平淡的生活、生命态度的艺术技巧化和形式化。汪曾祺本人的一些说法，为我们解开这个问题提供了直接可靠的线索。他认为“语言是本质的东西”，“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的态度”。他还认为“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有的硬度”（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小说》）。汪曾祺的作品中，从文人雅士到贩夫走卒，从殷实富户到升斗小民，你很难见到他们介意外在环境的恶劣而诅天咒地，而愤世疾俗，而义愤填膺。人物的孤独是淡淡的，凄凉是淡淡的，苦涩是淡淡的，欢乐也是淡淡的。不见他有大喜大悲的处理，不见他有刻意提炼戏剧化情节。欢乐的日子犹如熟藕飘香，哀伤的日子一场号啕大哭之后，卖唱的还去卖唱，打豆腐的还去打豆腐。
　　《岁寒三友》里的王瘦吾、陶虎臣和勒彝甫走在街上，一街的熟人都很客气地跟他们点头打招呼，而他们自己在落魄之际借酒浇愁，酒中取乐，也并不痛苦和狂笑，而是与酒店外的雪花一样落地无声。《大淖记事》里的巧云被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强奸后，仍然没有淌泪，更没有想跳淖自杀，当她所爱的锡匠十一子被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