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鲁迅早期作品中的民族主义倾向
【内容提要】 ：鲁迅自1902年4月到1909年7月 即从21岁到28岁，作为留学生，在日本度过了近八年的青年时光，在这七年有余的时光里，鲁迅完成了多篇论文的写作，形成了其创作的第一次高峰，其中有诸多名篇如《摩罗诗力说》、《斯达巴克之魂》、《破恶声论》，《中国地质略论》。本文就试图从这些文章解读出鲁迅的早期作品中的民族主义。
【关键词】 ：鲁迅，早期，民族主义


（一）
“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前，波斯王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尔），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全军歼焉，兵气萧来，鬼雄昼啸，迨浦军皆之役，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凛凛有生气也。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译者无文，不足模拟其万一，噫！吾辱读者，吾辱达巴克之魂。”
以上这段文字引自鲁迅1903年所著《斯达巴克之魂》的起始位置，与其同年的另外一篇著作《中国地质略论》相去不远，鲁迅在一年之内完成两篇重要论文（皆用文言写成），其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
当时为鲁迅到达日本的第二年，“开头两年，他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为留学生的预备教育而设立的弘文学院学习”，后一年即公元1904年，鲁迅进入仙台医专，那刚好是日本全国上下为日俄战争的胜利一片欢腾的时期，在鲁迅到达仙台后的第二个年头，在给友人蒋抑卮的信中提到：
“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 前车如是，弥益感喟…………近数日间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
这就是鲁迅在日本的话语背景下对中国及其自身的解读，这就会牵扯到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鲁迅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去的日本？由此衍生出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这样的话语背景给鲁迅早期创作的作品增添了哪些独特的思想因素？
先看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以上的两个问题。1895年的《马关条约》标志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彻底失败，也表明日本是“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优等生”（与中国人的洋务运动相比）。至此以后，中日两国的关系可谓乾坤倒转，在连接两国的宽阔的海域上不再见慕中华之风雨不辞艰辛赴中国朝贡学习的日本使节、僧侣的漂泊身影，日本的实藤书中再也查询不到珍藏于东大寺正仓院的大唐瑰宝。相反，一批批中国学子却忍辱负重来到了这个被祖先称为“倭国”的地方，收藏于实藤文库中近百年前的中国留学生日记，每一行都是那么忧郁和沉重，自一八九六年唐宝锷等十三位学生赴日留学生至一九一二年清政府垮台，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竟达三万余人。
鲁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了日本，而到达日本的第三年（1904年），在中国土地进行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使得鲁迅前往仙台的脚步多了几分维艰，而在这近一个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感受到那时鲁迅沉重的心跳。而在第五年（1906年）的“幻灯片事件” 使得这样的话语背景到达了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