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劝易中天“免谈陈寅恪”

　　对照易先生大作，尽管洋洋洒洒，下笔万言，可明眼人一看就知，易先生并没有认真读过陈先生的著作，更没有进入陈寅恪的精神世界，而拿来说事的材料只是引了陆建东先生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类传记读物。看得出来，易先生对陈寅恪的解读与理解，比之当年的冯衣北（刘斯奋）还要皮相。冯当年尽管是受当时的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指使，写的是“弦箭文章”，但至少承袭了家学渊源（刘的父亲是中山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国内知名唐诗专家），也对陈先生的著作，尤其是陈寅恪的诗作下了一番功夫。而易中天仅凭一些通俗性读物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就在那儿大言啧啧，也着实让我对这位也是知名大学的教授另眼相看。未作基本理解就大发议论，正是当今这些学术明星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成就功名的“九阴真经”。确实如此，如果你对陈著深入进去了，你可能就浮浅不出来了，也就不可能通俗易懂了，也就吸引不了那么多少男少女的眼球并赢得她们的芳心了。但这恰恰是做学问之大忌，也是陈寅恪最为反对的学风。陈寅恪所遵从的治学准则，与当今的明星学者们可谓是大异其趣。
　　三、遗世独立的陈寅恪
　　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一生的追求，至死未变。想当年，党国基业甫定，即四面网罗人才，欲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由此演绎了最能体现陈寅恪精神品格与学术追求的一段传世佳话。1953年岁末（11月中旬），陈寅恪的早年弟子汪籛奉官方之命，怀揣时任中国科学院正副院长郭沫若、李四光的两封亲笔信，敦请陈寅恪北上就任历史二所（中古所）的所长。不仅遭到陈的一口回绝，他还借题发挥，要求“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他还进一步要求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个证明，“以作挡箭牌”。并要求“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陈的言行，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是吃了豹子胆。你想啊，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向暴君要自由，闹独立，何异于与虎谋皮！所有的人都替他捏一把冷汗。但陈寅恪毕竟与众不同，他的学识，他的精神，他的气节，任何人企及不了！
　　其实，陈寅恪的思想是一贯的，那就是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掷地有声的言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46）后又在其晚年心史《柳如是别传》里反复引申：“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第1章，页4）
　　从现在的观点看，陈寅恪确实是个老腐儒，不仅他自己生前一直坚持用文言写作，而且托付自己晚年最为倚重的弟子蒋天枢，在他身后出版自己的文集时，一定要用繁体汉字，而且必须是竖排，否则不能出！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陈寅恪文集》，无论是三联版，还是上海古籍版，全是繁体竖排的。陈寅恪就是陈寅恪！绝无仅有，寸步不让。“道不同，不相为谋。”在群星闪耀的中国现代学人群里，陈寅恪是唯一一位终身以生命呵护传统文化，捍卫学术自由的人：“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47）  
　　事实上，陈寅恪也并非如易中天所言，终其一生未就中国文化与学术写过通论性的文字。他在审查冯友兰著《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册报告中就有精辟的论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他进一步解释道：“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陈寅恪在其审查《中国哲学史》下册的报告中进一步阐发其思想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易中天既然未曾进入陈寅恪的精神世界，所以也就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一方面把陈寅恪曲解为只管做自己那些高深的学问，不曾关注历史与时代的变迁，更没有什么思想性言论，甚至说余英时是凭自己的好恶，把陈寅恪演绎成国民党的“政治遗民”。易的原话是“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为国民党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易还说，陈寅恪当年受到官方礼遇有加，当元帅级人物都没水果吃的时候，陈家却应有尽有。看来陈寅恪真是不识抬举。易中天津津乐道的是说，陈寅恪当年之所以守得住，是因为他有足够的“资本”，足以支撑他和官方意识形态相抗衡。怪不得易先生那么看重世俗的名声和经济利益了。
　　易中天的这一番议论既是对陈寅恪的误读，更是对于英时的污蔑。他只要认真读过余英时的相关著作，就断然不会得出如此轻薄的结论。
　　刚刚获得美国克鲁格人文终身成就奖的余英时，是继陈寅恪、钱钟书、钱穆等大师之后，又一位成就卓著的华人文史大师。他“一生为故国招魂”。他对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的研究，开拓新宇，独树一帜。易中天对余英时这样严谨的学者关于陈寅恪研究的巨大成就一笔抹杀，确实让人意外。余英时是最早运用陈寅恪所倡导的“文史互证”、“诗史互证”、“显隐交融”、“‘古典’‘今典’互参”等方法研究陈寅恪学术思想的开山之人。从1958年开始，28岁的余英时便以一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闯进了陈寅恪的精神世界。近四十年来，余英时在陈寅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无人能匹。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作者陆建东先生，也客观地承认，“余英时或许可算陈寅恪‘后世相知’者”（参阅陆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页501，三联书店 1995年版）。
　　当余英时在三十年后的某一天，得知陈寅恪当年在读到余的第一篇研究陈寅恪的文字后，说了四个字：“作者知我”。余英时的震撼极为巨大，认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他所受到的一切误解与谩骂，与这四个字比较起来都无足轻重。我们来看看余英时是怎样说的：“1958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极大的震荡。现在我愿意补充一点，即这一精神震荡和我自己当时的处境很有关系。那时我在美国的法律身份是所谓的‘无国籍之人(a stateless person)’，因为我未持有任何国家颁发的“护照”。最初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我一向认为没有“国籍”并不能阻止我在文化上仍然做一个‘中国人’。但终一夕之力细读《论再生缘》之后，我不禁深为其中所流露的无限沉哀所激动。这首为中国文化而写的挽歌，在以后几天之中都萦回在我的胸际，挥之不去。我在香港住了五、六年，对于当时大陆上摧残文化、侮辱知识分子的种种报导，早已耳熟能详。但在那个冷战高潮的时期，报章上的文字都无可避免地受到政治意识的侵蚀。我平时读这些文字，终不能无所存疑。《论再生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直接来自大陆内部的声音，而发言的人则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陈寅恪。他一生与政治毫无牵涉，但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王国维以来一人而已。《论再生缘》中并无一语及于现实，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顾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区别。我已失去国家，现在又知道即将失去文化，这是我读《论再生缘》所触发的一种最深刻的失落感。‘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王国维这几句词恰好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亡天下’的惶恐也牵动了‘亡国’的实感。一个‘无国籍之人’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安身立命似乎只是一种幻觉。” “今天我们已确知寅恪先生当年是熟悉我的“书后”的内容的。那么他自己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反应？答案在十年前便已揭晓了。现在我既已决心告别陈寅恪研究，经过再三的考虑，我认为不应该再继续让这一重要的事实埋没下去。
　　1987年10月25日香港大学的李玉梅博士写了一封信给我，兹摘抄其中最有关系的部份于下： 
　　‘晚正研究史家陈寅恪，因于八月下旬结识陈老二女儿陈小彭、林启汉夫妇，畅谈陈老事，至为投契。小彭夫妇于1954年调返中山大学，据称此乃周恩来之意，好便照顾陈老云云。今则居港七、八年矣。于细读教授有关陈老大作后，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数事如下：　(一)陈老当年于读过教授“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二)教授《释证》第70页(按：此指1986年新版)有‘陈先生是否真有一枝云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陈老夫妇确曾有为去留而争执之事。小彭夫妇对教授之注陈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觉大慰，特命余来信告之。’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读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评语，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我觉得无论我化多少工夫为他‘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无论我因此遭到多少诬毁和攻讦，有此一语，我所获得的酬报都已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代价了。这次增订版加写了“儒学实践”和“史学三变”两篇研究性的长文，也是为了想对得住寅恪先生“作者知我”这句评语。” 
　　而恰恰是在这样的事实公布之后，易中天还在无情地向余英时吐口水，足见其不是无知，便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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