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从语文高考变革看课外阅读的趋势

　　高考试卷的变革与课外阅读位置的提升
　　语文从本质上来说不同于数理化之处，在于其结构不是逻辑性、阶梯性的递增，而是潜移默化、循环滚动的，有如水中养鱼，积以时日，方见成效；不仅仅以课堂与课本为限，而是课外阅读和课堂的结合。
　这几年中学教学改革的声势造得很大，接二连三的举措，矛头所向都是长期遭到垢病的、把学生当成考试机器的应试教育，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改革确实颇有成效。在中学语文课堂上，满堂灌的颓风，可以说扫除一空，师生对话的风气已经形成；最为顽固的高考语文试卷也都有了重大的变革。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素质教育理念长驱直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而不是知识灌输的容器的核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教育领域里，新的历史景观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
　　但是，学生素质真正的提高是系统的改革的结果，一两项改革的进展是比较有限的，距离素质教育的真正落实，还有不小的距离。就语文教学来说，其特殊规律还不能说已经达到高度自觉的把握。比如，它与自然科学课程最根本的不同就不够明确。本来，明摆着的事实是，语文从本质上来说不同于数理化之处，其一，其结构不是逻辑性、阶梯性的递增，而是潜移默化、循环滚动的，有如水中养鱼，积以时日，方见成效；其二，不仅仅以课堂与课本为限，而是课外阅读和课堂的结合。从语感、尤其是书面语感的养成来说，课外阅读的重要性可能超越课堂阅读。光凭课堂，学生的作文和口头表达的水准是很难有实质性的提高。这是因为，从一个词语到一个文本，它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以逻辑理念的简洁明确为特点，而是以多元的语境体悟为基础，这种体悟，常常是非逻辑的，但又是最为丰富、最为生动的。多维语境决定了语文是素质化的，拘泥于课堂阅读的单纯性和有限性，就成了语文素养提高的障碍。课外阅读的优越性，首先就表现在它的量上，只有大量的阅读，才能保证多维语境语感的潜移默化。其次，全方位的语感的储存，在现场语境的应对中，是一种猝然遇合，不仅仅靠量的堆积，而是依仗某种心领神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难以量化甚至是不可量化的，因而与现行的评估体系，主要是书面笔试的量化形式是矛盾的。
　　教育部“课外阅读书目”的缺失
　　书目明显集中在文学名著方面，片面地集中在情感审美，忽略了理性的分析能力、睿智和理趣。
　　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改革，还没有真正到位。诚然，加强课外阅读，是有识者共同的愿望。国家教育部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有“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要求一到九年课外阅读总量达到400万字以上，还特别点出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和《朝花夕拾》。长篇文学名著则有《西游记》、《水浒》、老舍《骆驼祥子》、笛福《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罗曼•罗兰《名人传》、高尔基《童年》、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对于当代文学作品，则建议教师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及近年各类中外优秀作品中选择推荐；在《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这个书目还扩大到《论语》、《孟子》、《庄子》、《三国演义》、《红楼梦》、《围城》、《家》、《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欧也妮•葛朗台》、《匹克威克外传》、《复活》、《老人与海》等经典名著。
　　标准的制定者可谓用心良苦，书目网罗古今中外，全面照顾到他们知识结构的各个方面。但是，这个书目明显集中在文学名著方面。而培育学生的语文素养，提高其人文素质，文学的审美情感，独特的情趣熏陶，只是其中一个片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应该是理性的分析能力，睿智和理趣。把情感与理性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达到全面发展。问题在于，情趣的张扬和理性的分析，是有矛盾的。忽略了矛盾，必然是审美情趣淹没一切。“建议”中对于这个方面，当然并未完全忽略，但只是说：“科普科幻读物和政治、历史、文化各类读物可由语文教师和各有关学科教师商议推荐。”把这么多方面笼统地集合在一起，很难不给人以虚晃一枪的感觉。自然科学史、自然科学家传记、历史科学的经典被忽略。连《达尔文自传》《居里夫人传》《万历十五年》，这样影响巨大而又通俗的著作都没有进入视野。
　　这种忽略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初我们引进西方学校制的最初阶段。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在这方面薄弱到惊人的程度。一些本该普及的自然科学史常识，理性思维的经典案例，长期以误传误。在学界出现文学、文化史上的硬伤，会引起讥嘲，可是自然科学史的硬伤，在课本中、在学者的作品中，却是见误不误，误乃不误。比如，牛顿因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引力；又如，瓦特因为见水壶冲激壶盖，而悟出蒸汽机原理，在中学生作文中，在大学生的辩论中，往往是经典的论据，但是实际上在西方自然科学史上，早已被认定是不可靠的。最值得一提的是伽利略比萨斜塔实验证明物体的重量与自由落体加速度无关的佚事，在我们这里，已经弄到众口铄金的程度。
　　首先弄错的是伽利略晚年的学生维维安尼，他在《伽利略传》中提到，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落体实验。证实了所有物体均同时下落。但史家考证，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伽利略做过这一实验，因为伽利略本人从未提起过。但是，此前类似的实验已经有人做过。1586年，荷兰物理学家斯台文以两个重量为一比十的铅球，使之从高30英尺的高度下落，二者几乎同时落在地面上的木板上。围观者清晰地听到两个铅球撞击木板的声音。伽利略后来听说了这个实验，可能也亲自动手做过，但是这种实验由于空气阻力不太准确。而且真做起来，结果不一定对伽利略有利。事实是，一个亚里斯多德派的物理学家为了反驳伽利略，真的于1612年在比萨斜塔做了一个实验，结果表明，相同两个材料但重量不同的物体并不是同时到达地面。伽利略在《两门新科学》中对此有所辩护。意思是，重量一比十的两个物体下落时，距离相差很小，可是亚里斯多德却说差十倍。为什么无视亚里斯多德这么大的失误，却盯住我小小的误差不放？伽利略的这个实验，显然没有成功，但伽利略凭什么创造了自由的落体等速的学说呢？他主要是靠演绎推理，这种特殊推理叫做“思想实验”：他先假定，亚里斯多德是对的。把两个重量不同的金属球连系在一起，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原理，重球由于受到轻球下落速度慢的拖累，速度因而减慢。故二者相连比单个球下落要慢。但，同样根据亚里斯多德的同样的原理，两个球连系在一起，则意味着变成了一个球，这个球的重量，比原来的任何一个球都要重。则其下落的速度应该比原来任何一个球都要快。由于这两个结论互相矛盾，因而其前提不能成立。
　　课外阅读长期陷于偏颇甚至落空的原因
　　曾经有一段时间，课外经典阅读，与升学考试的评估，在默默地抗衡。
　　课外阅读，长期之所以陷于偏颇，可能要归咎于课本的编者、课程标准的制定者，大都是中文系出身，其学养，对中文专业也许是足够了，但是对于中学人文教育来说是不够的，这就造成了素质教育片面地集中在情感审美方面。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课外阅读书目中，竟没有一本经济学方面的通俗权威著作。在高中语文课本中，反映当代经济学成就的普及性的文章，也宣告阙如。就连《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谈话》这样的著作都不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要知道，在俄国中学，文学课程和语言学课程是并列的，而在德国中学，文学课程和哲学课程是并列的，也许有人要说，这也许是我们的特点。但是，我们的传统恰恰是文史哲不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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