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从语文高考变革看课外阅读的趋势

　　虽然这样的书目有所不足，但是，并不是无所作为的理由。有书目，毕竟比没有书目是一种进步，一个前进的台阶。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就是这样并不全面的阅读要求，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竟然基本落空。高考竞争形势的恶化，高考试卷偏狭到与这个书目毫无关系，就会使得书目变成一纸空文。现实的情况是，不要说学生，就是语文教师，也有很大一部分尚未完全涉猎，甚至也不想在最短期间弥补。阅读这一类的经典，是看“闲书”，在许多家长和教师看来，天经地义。
　　事情明摆着，课外经典阅读，与升学考试的评估，在默默地抗衡。
　　警惕课外阅读陷入另一种应试
　　现在课外阅读与升学考试挂钩，是落实素质教育的一个可操作办法，但是，应试迅速使阅读发生某种“异化”。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后，福建省于2007年，对高考(和初考)语文试卷的题型作出调整，将《课程标准》推荐的经典名著列入考试范围，分值为二十分。此项改革的宣示，仅在考试前半年，当然引起一阵惊慌，但很快得到理解。课外阅读与升学考试挂钩，这是落实素质教育的一个可操作办法。高考指挥棒，这只看得见的手，灵验无比，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阅读经典的热潮迅速掀起，长期积压的经典名著一销而空。这才是第一年，估计积以时日，到明年、后年，当有更大的改观。
      但是，从根本上说，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早些时候，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就说过：“中学语文课本来应该是能养成阅读兴趣的，人文的、感性的、审美的内容，都会在个性化的阅读中唤起灵性和兴味；但如果只是瞄准高考，纯粹是应试的技能性的培训，甚至连课外阅读也全都纳入考试的目标，那就容易扼杀了兴趣。”“应付考试的带‘匠气’的书读多了，还可能会坏了口味”。事实也正是如此，应试迅速使阅读发生某种“异化”，最为明显的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福建就出现了好几种的《文学名著阅读指要》，完全按应试的模式，将名著转化为题型，分别以“情节”“主题”“人物”“艺术”“问答”“精彩”(片断)设置题型，而且附有答案。十部经典名著，篇幅浩瀚的数百万字，瞬间变成十多万字的小本子，应考的捷径尽在其中。商业化和应试合谋，效率如此之高，相形之下，改革显得非常脆弱，时时有异化之危险。也许，这一切令人伤感，但是，这又是不能不面对的现实，在中国，任何教学改革都不可能是理想化的，最大的不理想，就是高考的恢恢天网。也许正是看到这一点，温儒敏教授提出：“最好还是要兼顾，除了‘为高考而读书’，适当保留一点自由阅读的空间，让自己的爱好与潜力在更加个性化的相对宽松自由的阅读中发展。反过来，人文素质高了，也是有利于考试拿到好成绩的。”他提出，“还是不能只为考试而读书，暑假阅读应当自由一些，为自己松松‘绑’”。
　　应试与素质也可互相渗透
　　应试和素质的矛盾不是绝对的，存在着融合的可能。首先，其智性的理解力和审美的感受力可大大提升。
　　这说法当然不够理想，不够过瘾，但，不得不承认，第一，“应试教育还不可能完全取消”，第二，“人文素质高了，也是有利于考试拿到好成绩的。”应试和素质的矛盾不是绝对的，存在着妥协的可能。这是现实的规律所在。无视规律，就可能变成欺人的空谈。实际上，应试和素质也有互相渗透的一面，应试的能力，本身不也就是能力吗？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也是一种素质，包括心理素质和随机应变和灵活应用的素质。
　　当然，也应该看到，这个素质，是低层次的，与创造性的素质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低层次的素质转化为高层次的。应该扪心自问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多少呢？在培养青少年超越高考，发挥潜在能量，向高层次方面发展，我们拿出了多少东西呢？责备是容易的，实践则难得多。
　　难在哪里呢？除了前面已经说过的以外，还有一难，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经典名著都有天然的吸引力。相反，今天孩子对古典文化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陈旧的意识形态有时也成为感悟的障碍。如《西游记》中的佛家“心猿意马”的观念和神怪妖魔的纷繁和重复，《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忠”和“义”的王朝正统的僵化准则，还有，人物出场时用作静态描写的、繁复的赋体语言，都是阅读的累赘。这些都是云雾，不拨开就不能解放潜在的感染力。除此之外，只有审美解读达到有效深刻的程度，才能让青少年产生强烈的兴趣，使之陶醉。这样的工作，对于学者来说，无疑带有草根性质，往往被视为“小儿科”，但是，我们的前辈已经做过了开拓性的工作。建国前，开明书店出过一套“洁本”经典长篇小说。茅盾改写《红楼梦》，周振甫改写《三国演义》，宋云彬改写《水浒传》，并没有产生杀鸡焉用牛刀之感。当然，建国以后，也有些学者深入到这个领域，对于经典文本进行微观解读。但是，直到现今为止，说得苛刻一点，有效解读凤毛麟角，大量美其名曰“赏析”的文章，大多属于无效解读，其立论基础往往局限于机械反映和狭隘社会功利，哲学方法上又不脱形而上学的形象与表现对象之间的统一。虚张声势，一味赞叹者有之，重复叙述加作家生平者有之，以文本外的知识性的介绍为能事，思维平面滑行者比比皆是，解读变成了爬行式的综述和赞叹，而不是揭示原典中艺术奥秘。有权威学者，在解释“二月春风似剪刀”为什么精彩时，竟然说，因为“比喻十分巧妙”，这不是忽悠人吗？甚至还断言其“歌颂了创造性劳动”。解读《小石潭记》的学者在柳宗元笔下的池鱼“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居然完全无视“似与游人相乐”却看出了“人不如鱼”的情致。学者的学养和理念，不但无助于释放作品中的审美感染力，以观念硬套形象，其结果是，理论与阅读初始的审美体验为敌。这是因为，理论比之形象，免不了是狭隘的，而形象的感性则是丰富的，理论与审美为敌的倾向之所以难避免，因为不断翻新的理论往往有一种虚幻的权威感。就是睿智如鲁迅，有时也难免有失。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三国演义》的作者一味强调诸葛亮的多智，其结果却是“近妖”这就把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原则强加于古典英雄传奇了。其实，《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伟大成就，既不能简单从当代气象科学来衡量，也不能作一种心理现象孤立起来看，应该从人物之间情感的相互错位来看。诸葛亮的多智，孤立起来看是没有价值的，只有看出了他是被他的战友周瑜逼出来的，才有艺术的感染力。从实用价值来看，诸葛亮越是多智，对作为统帅的周瑜的事业就越是有利，但是，周瑜作为一个人，却妒忌他身边智慧超过他的人。周瑜与诸葛亮议事，表面上是针对曹操的，实际上，是刁难诸葛亮。所以其艺术感染力的奥秘在于：诸葛亮的多智和周瑜的多妒的因果关系。
　　说不尽的《三国演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水准。如果一味追随权威，是不可能把学生提升到高层次上去的。
　　再以武松打虎为例。连夏曾佑都发出过疑问，老虎是猫科，脊椎骨特别长，武松用拳头打虎，那虎的后腿会捣乱。这个方法不可信。(夏曾佑：《小说原理》：《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4页。)一般的解读，也只限于泛泛宣称武松是英雄，有超人的神勇的力量。和读者的原初的审美感受相比，这样的说法反而显得贫乏，这就属于无效解读。真正有效的解读，最起码的就是把问题提出来。试想，老虎后面那两个脚垂死挣扎捣乱，武松别无选择，只能把另外一只手也按下去。一只手按头，一只手按屁股，其结果当然是僵持，僵持下去，对武松是极其危险的。但是，读者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一点上，因为艺术都是假定的，这和读者不关注诸葛亮天气预报的准确度是一个道理。读者完全被另一个方面感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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