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汪曾祺

　　初夏。 
　　1997年5月28日。 　　 
　　风很清丽，掠过八宝山的每一个树稍，树稍咧咧地作响。 　　 
　　不绝如缕的《天鹅》曲，象一片忧伤的云，在蓝色的天空中流淌；又象是一叶 孤独的白帆，随着水波愈行愈远。曾祺先生就在这片云中，就在这叶白帆中，他远 行去了。 　　 
　　红色的玫瑰，黄色的玫瑰，它们被摘成花瓣雨，纷纷飘落，它们覆盖着那个平 静的躯体，成为他的披肩与霓裳，就这样，飘着云，踏着海，去了。
　　曾祺先生一生步履从容，却在人不经意间猝然而走，这好象应证了他一生不愿 惹人麻烦的性格。 　　 
　　曾祺先生总是对我说：我死不了的，你放心吧。７０岁时他写道：“看相的说 我能活到九十岁，那太长了！不过我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再对付十年，大概还 行。”他真的连自己都没有准备以这样突如其来的方式告别大家。好比我们以急促 的脚步赶至海边，茫茫天边，只剩了白帆远影。 
　　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汪曾祺一生，寸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世俗，在数十年生活的波涛中，他总是被 十分随意地卷来抛去，在诸多的芸芸众生的故事中，他始终扮演着一个平常老白姓 的角色，他甚至认为，“当了一回右派，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 淡了。”尽管他年轻时曾向他的老师沈从文流露过他要自杀；１９４９年以后很长 一段时间，他也曾陷入过深深的苦闷，乃至晚年，曾经一度难以摆脱沮丧与无奈， 但他最终接受了现世生活的全部，且显得波澜不兴。 　　 
　　这决定了汪曾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长期的平民化生活使他特别敏感于生活的 细节。他总是睁着一双睿智的眼睛，来看待并关注生活的冷冷暖暖。终于苦涩地感 到什么叫庸俗的赵宗浚（《星期天》），“跟着谁，傍着谁，一心甘当二路角”的 云致秋（《云致秋行状》），世代没有能力飞出去的高北溟（《徙》），都给他带 来过无尽的感慨与忧伤。他的作品无一不忠实于现世生活，就象他对我说过的：没 有生活的启发，我就写不出。 　　 
　　弥作珍贵的是，汪曾祺没有沉缅生活，历经世俗，由俗而脱俗，在混沌的沧海 世事中，世俗一次次洗尽铅华。读过《日规》、《云致秋行状》、《异秉》、《落 魄》，你不得不沉浸到百味人生中去。清贫勤俭而性情孤僻的学者蔡德惠死了，严 格方正、不讲情面的高教授“心里很难受”，照例每个星期六晚饭的汽锅鸡他一块 也没有吃，高教授忽然想到：“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 《日规》）；云致秋“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一生甘当二路角，这样一 个老实人，竟也最后无奈于外在的巨大压力，在晚节上留了一点点污点，郁郁而终。（《云致秋行状》）；还有因为萎琐而丢失了‘票友’风度最终沦落到连“很疼爱 的这位新娘子”也丢失了的扬州人，以及靠着势利使那个女人“分明已经属于南京 人了”的“当行的白案师傅”南京人，汪曾祺将精深的人生体验赋予了自己的文学， 也传递给了读者。　 
　　汪曾祺在一个小说里的女主角被定右派时写道：“……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 ”汪曾祺自己被定为右派回到家对爱人说“定成右派了”，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 笑的。他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笑，这时他却想起金圣叹。金圣叹在临刑前的名 言：“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许多人以为不可靠，汪曾祺 说他以前也不相信，临刑之前，怎还开玩笑？但当到了自己也亲验的时候，“相信 这是真的。”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 　　 
　　汪曾祺既得人生之精义，于是他也就具备了坚韧的心理承受力。他的这种状况 外在的表露常常被人说为“淡泊”。其实这“淡泊”是对世俗的一种涵化，是他对 现世清醒到极至的一种反悖。他在赠我的《当代散文大系. 汪曾祺》扉页上题词： “我并不在葫芦里，卓人以为如何？”因为那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个葫芦，葫芦里 倦着一个打着瞌充的老头子！他自己也写道：“我的感情是真实的。一些写我的文 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得较多， 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汪曾祺不擅以大喜大悲怪诞离奇制造效果， 却以一种轻声的叹息慑服了人。人世间的悲哀，可怜，萎琐，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 人鄙薄的行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和绵绵的酸涩，就变 成了人类共同的苦恼和弱点的暗示，变成了人性涨落的一种提示。汪曾祺当然是怀 着巨大的同情心去进行这种暗示与提示的，他完全是沉浸在人物里表现人物的。他 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那种味，这是一种微甜、 微苦、微涩、微酸的五味相融的味，是一种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 欢乐，但不得意忘形。他习惯于勇敢地承受世事，然后涵化丑，融化恶，这使他与 他的文学具有了独特的人格力量。 　　 
　　我忽然想起汪曾祺写的《沈从文的寂寞》，他感叹沈先生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 多年来不被理解。他引用沈先生的话：“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 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学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 忽略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汪曾祺说，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而他自己的 散文里一再提到曲原，也不是偶然的。
　　中国式的人道主义 　　 
　　汪曾祺《自报家门》中写道：“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 人道主义。”他说很喜欢宋儒的诗：“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 　　 
　　汪曾祺这数十年，一直保持着极为强烈的民主意识。他生于一个旧式地主家庭， 他认为父亲是他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也是一个随便的人。这位富同情心、能 平等待人的父亲在儿子十几岁时就允许儿子与他对坐饮酒，一起抽烟。父亲说：“ 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就连当年的曾祺写情书，父亲还会在边上为他出谋策划。 汪曾祺说：“他的这种脾气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 而且影响了我对所写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最可敬是汪曾祺与他所观察以及所表现的人物始终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尊重他 笔底的人物，将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他始终记住老师沈从文对他的告诫：“千万 不要冷嘲”。赞成沈从文的“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欣赏沈从文“总是用 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不意愿展示伤疤，以呈英雄 豪气；不意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纷繁的大千世界。”关注着世人，思考他们，同 情他们，爱他们。早在４０年代，他的《落魄》、《鸡鸭名家》、《老鲁》、《职 业》等作品，无不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那种浸润作品的淡淡的苦 涩，已明显表现了他人道主义的基本主题。 　　 
　　８０年代，汪曾祺大量的人道主义作品见出他那种无法遏止的激情，他好象要 张开自己柔弱的双臂，去将生活紧紧拥抱。小说《徙》记录着一种深长的沉痛，高 北溟因地位的卑微，４代没有飞出东街租来的那所百年老屋，连差一点“欧化了” 的女儿白雪也没有能飞出去，后来白雪死了，再后来高北溟也死了，只有他亲手写 的对联“墨写的字迹还很浓，很黑。”“北溟有鱼，其名为鲲……”谁知道这其实 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彼岸呢？ 　 
　　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汪曾祺作品的人性美，可以说汪曾祺是当代最擅写人性 的作家。《受戒》，这篇“写于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的小说，却“是我这样一 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总和”。《受戒》出现在１９８０年秋天，无疑 给刚刚从忧伤、迷乱、喧狂中跋涉过来的中国人带来了不小的震动，这种震动不是 喧哗的，浮躁的，而是深入的，切肤的。《受戒》写的是一个少男少女初恋的故事， 却何止只是一个初恋的故事。明海、英子的聪慧、纯真以及他们健康的恋情，是一 次人性美的展示。在文学失落了许多年的芜杂中，汪曾祺率先唤醒了这种美，这种 爱，唤醒了文学的人格力量，他把这种人格力量赋予了一对水灵灵清纯可掬的少年， 见出他是对生活爱到了极至，这种爱，可以叫冰山化成春水，是一种无怨无悔、包 容一切的爱。汪曾祺在《关于〈受戒〉》中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 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他甚至相信， 美育，可以医治民族创伤，他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 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 　　 
　　汪曾祺总是这样一往情深、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人世间的情义，哪怕是点滴的， 稍逊即逝的，他十分崇尚沈从文对生活、对人、对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 爱着，用一颗蔼然之心爱着。与他的老师一样，他有着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 智慧与美丽永远倾心、永远诚实的赞颂的感情。看似冷静如水，其实灼烈如火。他 见到钓鱼台柳树上的铁蒺蓠竟有切肤之痛：“原来的铁蒺蓠有的是在柳树上箍一个 圈，再用钉子钉上的，有一棵柳树上的铁蒺蓠拆不净，因为它已经长进树皮里拔不 出来了。这颗柳树就带着外面拖着一截的铁蒺蓠往上长，一天比一天高。这棵带着 铁蒺蓠的树，是‘四人帮’作恶的一个历史见证。似乎这也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一通折腾之后的中国人。”至诚至烈。他甚至因为自家楼道里一个小伙子打了看电 梯的小姑娘一个耳光而十分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 　　
　　汪曾祺的这种小心呵护的状态愈到晚年，愈接近宗教式，《牙疼》中记叙了这 样一件事：“‘文化大革命’中，我正要出剧团的大门，大门‘哐’地一声被踢开， 正摔在我的脸上。我当时觉得嘴里乱七八糟！吐出来一看，我的上下四颗牙齿都被 震下来了，假牙也断成了两截。踢门的是一个翻跟斗的武戏演员，没有文化。…… 他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走吧！’对这么个 人，我能说什么呢？他又不是有心。”即便是《八千岁》中那个混迹江湖的马贩子 宋侉子，如此俗鄙之人，汪曾祺竟也赋予他超然大气：他把钱花在情人家里，“朝 朝寒食，夜夜元宵”，爱得天昏地暗。情意正浓，钱袋却瘪了，宋侉子“就说一声， ‘明天我有事，不来了’，跨上踢雪乌骓骏马，没影儿了。在一起时，恩恩义义； 分开时，潇潇洒洒。” 　　 
　　不仿引用北京作家凸凹的一段话：“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 我的时侯，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 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 
　　和谐美 　　 
　　有评论家从意象上概括汪曾祺是“美丽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美，美在和谐。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汪曾祺为人为文，向真向善，求平实，不矫情。这个性情中人，深深爱着生活， 对生活有一种宁让它负我、我不负它的痴迷，通俗说法：“随遇而安”。散文《午 门》中，记述了他夜晚独自站在午门下面的广大的石坪上万籁惧寂满天繁星的况味：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己心 温暖，则世间温暖。 　　 
　　所以，在右派劳动改造的日子里，汪曾祺照例会成为“喷波尔多液的能手”， 还居然奉命画出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以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这《图谱》 是“神仙过的日子”，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 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 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第二人。” 　　 
　　汪曾祺的这种大平和心，使他变成一根草，一株树，一条河流，一潭池水，与 天地人达成了最为相宜的默契。他认为《论语.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 曾皙（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暮春，春服既然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他在《〈戏联选 萃〉序》中，颇欣赏贵阳江南会馆戏台的对联：“化深深，柳阴阴，听隔院声歌， 且凉凉去；月浅浅，风翦翦，数高楼更鼓，好缓缓归。”“这样的对看戏无功利态 度，这种曾点式的对生活的无追求的追求，乃是儒家正宗。”所以，他对生活才有 这样亲切的态度。他的《故乡的食物》系列及《四方食事》系列让人毫不怀疑他是 个“美食家”，几乎是所有吃过的和没有吃过的，一经他说，全成了美食。他的最 后一篇遗稿，也是为即将写而未写成的《旅食集》的题记，这篇题记的末尾写道： “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是的，活着 就是山，是水，是阳光，是空气，是天上的云，是地上的泥土。物我同在，江山共 适，这才是至善至美。 　　 
　　所以，才有如此的美文：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我的一位朋友为这段文字震竦：“这是怎样的境界！此刻你不管怎样躁动不安， 你必须屏息静气，跟着悄悄踏进葡萄园。 　　 
　　汪曾祺的《葡萄月令》将葡萄这颗小小生命一月一月写来，竟然写出了一个生 命的宁馨儿！ 　　 
　　有人称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也有人称汪氏小说中“隐隐带着秦少游 的流风遗韵”。不论怎么说，汪曾祺是对人世间的美爱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的， 他象汩汩清泉，持续不断地载着这种爱的声息。《大淖记事》一直被人称颂，人性 美在世俗中的沉浮表现到了切切实实，梦境与现实永远这样交织着矛盾和统一，于 是他的爱情故事就永远笼罩了一种“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沉郁色彩，他的爱情故事 既不是《梁祝》，也不是《孔雀东南飞》，倒更接近于《牛郎织女》。是的，在所 有叙写这种梦境与现实的故事中，唯牛郎织女给人一丝温暖，一点安慰。疲倦了的 人类，多么需要这种温暖与安慰！汪曾祺是善解人意的。 　　 
　　所以才有《晚饭花》中“李小龙的黄昏”──“要是没有王玉英，黄昏就不成 为黄昏了。”这样天天看着对门做针线的王玉英，直到“有一天，一顶花轿把王玉 英抬走了”，李小龙日后看见了做了人家媳妇的王玉英，“头上戴着花”，他竟然 “很气愤”，“李小龙不该出嫁，不该嫁给钱老五。”“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 王玉英了。”一种美消逝了。汪曾祺挽歌一样呼唤着。就连《詹大胖子》中带着小 小狡猾、与校长张蕴之有隙的詹大胖子，居然在人家“要抓张蕴之把柄时”，也会 维护了张蕴之，不过，“詹大胖子不是维护张蕴之，他是维护王文蕙。” 　　 
　　“美的形式是自由形式。”汪曾祺倾向“为文无法”──随便。他尤其向往苏 轼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 姿态横生。”他说“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叶流转，一枝摇，百叶摇。语言像水， 是不能切割的。” 　　 
　　她挎着一蓝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看她的脚印， 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 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 死了。（《受戒》） 
　　十一子到了淖边。巧云踏在一只“鸭撇子”上（放鸭子用的小船，极小，仅容 一人。这是一只公船，平常就拴在淖边。大淖人谁都可以撑着它到沙洲上挑萎蒿， 割茅草，拣野鸭蛋），把蒿子一点，撑向淖中央的沙洲，对十一子说：“你来！” 
　　过了一会，十一子泅水到了沙洲上。 
　　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大淖记事》） 
　　他身边随时搁了一块劈柴，见狗就打，虽然他的肉高高地挂在房梁上，他还是 担心狗吃了。他打狗打得很狠，一劈柴就把狗的后腿打折，这狗就拖着一条病腿嗥 叫着逃走了。昆明的饭铺照例有许多狗，在人的腿边挤来挤去，抢吃骨头，只有绿 杨饭店没有。这街上的狗都教他打怕了，见了他的影子就逃。没有多少时候，绿杨 饭店就充满了他的“作风”。（《落魄》) 　　 
　　就像淡泊的水墨画一样，水气氤氲，自然漫散。不少人提到过汪曾祺文章的“ 水性”，“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 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水是曲线的，流动的，自由的，漫 散的，自然的，生动的，这确实好象造就了汪氏文章的流动的韵律和自然的品格， 就像世界上任何一棵树，是自由而美丽，生机勃勃的。叶液流转，滋润生活，滋润 了心田。生活太喧闹，太浮躁，人活得很疲倦，很累，需要安静，需要清凉，需要 滋润。汪曾祺的“水性”便以从容而自然名士风度，替人生营造出了一种滋润的声 音，滋润的颜色，滋润的气息，滋润的光明，滋润的人生与人性。 　　 
　　汪曾祺不失为中国文坛的一位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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