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凶手——对《祝福》思想意蕴的多元解读

祥林嫂之死，是《祝福》情节发展的表层线索。祥林嫂是怎么死的? 鲁四老爷家中的短工说“是穷死的”。仅仅是因为穷吗?《祝福》分明又是个人命案子，祥林嫂死了，谁是凶手?这是小说的深层线索。围绕这一深层线索，我们可以解读到《祝福》多元的思想意蕴。 
　　一、反封建礼教：思想革命的理性认识 
　　《祝福》的思想意蕴，首先应将其与中国的思想革命结合起来考察。这主要体现在鲁迅对中国社会的理性认识。小说中祥林嫂赖以生活的家庭，是鲁四老爷的家。鲁四老爷是一个大骂“新党”、“讲理学的老监生”。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家，他“皱了皱眉”，分明是“讨厌她是一个寡妇”。祥林嫂被婆家抢走，他只说了句：“可恶!”但又“然而. . ”当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家帮工时， 鲁四老爷暗暗告诫四婶，说祥林嫂“败坏风俗”，祭祀时不能用。即使是祥林嫂捐了门槛，祭祀时四婶依然不用她，当然，四婶是听命于鲁四老爷的。鲁四老爷的脑子是封建礼教思想的跑马场，他是按照封建礼教的思想观念来防范祥林嫂的，这最终导致了祥林嫂的精神崩溃。显然，鲁四老爷本人不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而盘踞他心灵深处的封建礼教思想才是杀死祥林嫂的真正“元凶”。封建礼教思想不仅吞噬了鲁四老爷的个性和人性．而且“杀死”了祥林嫂。 
　　《祝福》还描写了民众对不幸者祥林嫂的围观、嘲笑。他们既有怜悯、同情受难者的情感指向，也有围观、鉴赏他人不幸的丑陋一面。“看／被看”，是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模式；“看／被看”构成了一种冷漠的社会心理氛围，一种缺乏人性关怀的集体无意识。由鲁镇人构成的群体，正是鲁迅着力要批判的。他们嘲笑别人的不幸，缺少对生命的尊重，他们少同情，多隔膜。鲁镇人身上体现出的国民劣根性， 是由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思想造成的。封建礼教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于是鲁镇人对违反了封建礼教的祥林嫂没有半点同情心，他们不讲人性，不讲人道，只讲封建理性。他们不是凶手，但他们脑子里装满了和鲁四老爷一样的封建礼教思想， 构成了致祥林嫂于死地的社会环境。 
　　正因为鲁迅先生清醒地认识到，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积习的中国，思想革命要比政治革命更为艰巨。所以他没有如晚清的谴责小说那样，集中暴露政治腐败和官场丑行，也没有如梁启超的政治小说那样，着重宣传新政治理想，而主要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提出反封建礼教的问题。 
　　二、无边的忧患：主体自我意识的体现 
　　如果说思想革命的研究范式是从作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寻找《祝福》的思想意蕴，那么。对主体自我意识的寻找，则是从作者的个体心理过程或精神史来研究的。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切入分析，可以看出作家主体精神结构的内在复杂性。鲁迅的时代是张扬自我的时代，鲁迅的小说创作不能不说是一个敏感多思的优秀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集中体现。 
　　寻找杀害祥林嫂的凶手，自然要调查一下“我”。在《祝福》这篇万余字的作品中，与“我” 相关的篇幅就达四千多字，比《孔乙己》的全篇还长得多。鲁迅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篇幅写“我”这个人物? “我”虽然是小说人物，但在其身上却反映出了作者处于历史文化动荡和碰撞中的主体意识或精神特征— — 对“死”和“生”的人生命题的关注。“我”是鲁迅创作的具有自我心灵投影色彩的人物。祥林嫂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祥林嫂询问灵魂的有无，期待心中崇拜的知识者能够带给她心灵的慰藉和面对生死的信心，这对于高举科学旗帜的知识分子来说，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面对祥林嫂，却成了问题，因为“我”无论如何回答，对她都是一种伤害。在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封建文化的熏陶下，祥林嫂深感灵魂有罪并愿意赎罪。她毕其一生所有捐了门槛，却注定得不到救赎。封建文化“杀人”，是“凶手”，而祥林嫂自身也是封建文化的认同者，非我性的传统力量和未经过革新的社会生活决定了她还滞留在中世纪的 
　　无我状态：蒙昧、沉默，在逆来顺受中沉默，在沉默中消亡。 
　　另一方面，“我”体现了与强烈的悲剧感相伴随的自我反观与自我否定， 体现了创作主体的“悲观主义”的意识。“我”面对祥林嫂的询问，欲言又止，启蒙话语力量在这里显露出了犹疑困窘和空洞苍白。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者面对大众的信仰诉求时，却失语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我”与蒙昧的祥林嫂难以对话沟通，对其困境无能为力。鲁迅对启蒙的困窘和现代启蒙者对自己操作掌握的话语力量开始深沉地反思。因而，就出现了一些专家所分析的鲁迅启蒙主义小说中的双声复调意义结构。对启蒙话语的言说和对启蒙话语的拷问，这两种声音始终在对话，而且从《呐喊》到《彷徨》，言说日益微弱，拷问日益严厉。启蒙注意力明显从注重揭示下层社会病苦转移到剖析启蒙主体自身的精神弱点上来。鲁迅不仅同情弱者个体命运的不幸，更是忧愤他们对自己生存状态的麻木不 。鲁迅寄希望于通过呐喊唤醒民众，使他们明白自身的顽疾，从而得到疗救，进而奋起抗争，自我拯救。然而几千年的顽疾沉疴积重难返，要救治谈何容易。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与蒙昧麻木的被启蒙者之间的无法沟通，使鲁迅痛苦地感到思想启蒙在根深蒂固的传统面前的无力。虽然鲁迅感到了启蒙的艰难和精神的孤独，但他仍在反抗着绝望：“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鲁迅全集》卷11，第32页。) 
　　三、生命悲剧感：形式意义的探询 
　　从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来看，《祝福》作为一个文本，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有社会，必然有自然。既然弥漫着封建文化的社会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之一， 那么从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与社会对立的自然无疑也是“杀害”祥林嫂的又一个“凶手”。 
　　鲁迅不仅直觉着人的痛苦，而且将这种直觉的感情扩大到了自然界。在《兔和猫》中，他对小兔、鸽子、小狗的死，都直觉着一种生命的悲哀。在《狗•猫•鼠》中，他对作为弱者的隐鼠的屈死痛苦不已。在《祝福》里，他把受了沉重精神打击的变得非常胆小的祥林嫂比作“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卡西尔认为：“对原始人来说， 自然与社会不仅是最紧密地相互联系着，而且是一个难分的整体。没有什么泾渭分明的界线可把这两个领域分离开来。自然界本身是个大社会— —生命的社会。”(转引自李春林《两位“人性的天才”的“呐喊”与 “绝叫”》，《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0期)鲁迅对自然与社会的平等关照，与卡西尔的观点不仅有一种表层的相似，而且从更深层的思想感情来说，乃是对于苦难的自觉的悲剧意识。《祝福》中鲁迅写出了自然对祥林嫂的巨大影响： 自然疾病夺去祥林嫂的两个丈夫，这是祥林嫂的人生不幸； 自然动物狼又夺走祥林嫂的独生子阿毛，这是祥林嫂的又一不幸。俗话说的人生三大不幸 居然有两样落在祥林嫂头上，而且都是自然力造成的。自然力造成的丧夫失子，使祥林嫂不得不面对社会环境中封建文化熏陶下的人们的嘲笑。假如第一个丈夫不死，假如第二个丈夫不死，祥林嫂的生活将如其他妇女一样，可以苟且偷生。又假如儿子阿毛不被狼吃掉，祥林嫂也许将是另一种人生。 
　　自然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作者在潜意识里意识到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奈。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人生有很多的无奈。在时间面前、在生命面前、在自然面前，人大约是悲剧的。鲁迅受尼采的影响，潜意识里有着很浓的生命悲剧感，因此《祝福》文本中弥漫着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生命悲剧意识。 
　　综上所述，我们对《祝福》命案可以得出这样的破案结论：祥林嫂是被封建文化和自然力共同杀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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