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为什么越改争议越大？
作者:佚名 时间:2008/5/6 16:15:01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577
昨天上午我收到一个短信：“你好，我是深圳电视台的记者，在网上偶然看到您关于深圳中学课改的帖子，我们也正在做关于教育改革的报道，我们非常关注您的观点，请您联系我。”有人关注我的观点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深圳电视台策划这个专题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能这样认识中国高考改革的人并不是很多，而且是实在太少了。现在批评高考的言论并不少，说到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深圳中学的做法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做法，国内有学者这样评价：“深圳中学是全国目前进行新课改最彻底、最全面的学校，但正因为‘走得太远’，以致很多人担心触动高考这根全社会都敏感的神经。‘我们可不敢冒这个险！’”
其实，深圳中学的做法在许多年前就是这样做的，五四运动之后，陶行知、陈鹤琴这一代教育学者主张个性教育，倡导的“活教育”，“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就是这样的，在深圳中学的做法中都有体现，为什么这些进步的教育理念却成为冒险行动？也会引起争议？
何止深圳中学受到争议，几乎所有关于高考的改革与做法都受到争议，而且是无休无止的争议。这种争议在国内报刊中天天可以看到。昨天国内媒体就有两篇值得关注的文章，一篇是《北京青年报》记者邓兴军写的报道：《北京高一课程与高考接轨 学生叫苦太难》；另一篇是《检察日报》的评论，题目是：《废除“一考定终身”可行性多大？》。把这些报道归结在一起，关键词是：新科改；素质教育；应试教育；评价；减负等等，许多问题就好像大学生辩论比赛的辩题一样，视角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如果这样争论下去，没完没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议，怎么做都会有争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高考这个制度是一个有缺点的制度，在选拔中是以分数进行评价的，但是这种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下又不能取消，相对的说又是一个比较公平的制度。我们不可能实现一场革命，推翻高考，那么就应当在现有的条件下执行好这个制度，让整个制度在执行中力求比较公平，在执行中实现扬长避短。所谓扬长就是坚持选拔的公平；避短就是要尽量避免把基础教育变成对围绕高考转。
许多年来我一直反对目前高考的这种改革，就是这个原因。一个制度不能推翻，不断的改革只是修修补补，也就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今天这么做了，马上就会显示另一方面的问题，做来做去还是把基础教育围绕高考转。因此这种改革不如扬长避短认真执行好这个制度。我是在2004年起就在媒体中表示了自己的这种观点。我说：“由于人口和经济的矛盾，导致应试教育短时间在中国不可能消失。那么就高中阶段的教材而言，其中包括高考学科的范围、方法、命题，都应当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即使要变动，也是从减负的角度出发，以提高学生素质为出发点，尽量减少变化。一些教育专家认为，办好中国的重点大学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高考选拔学生也是至关重要。我以为高考政策的这种频繁的变化对选拔学生的作用并不明显，对学生的伤害却是明显的，而且还波及了家长，并涉及教师。从这个意义上讲，希望高考的‘指挥棒’别再伤着学生！”
这种认识虽然有人也赞成，但并非主流观点，教育行政机关并不理睬这种建议，这些年不断改，新的矛盾就不断出现。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徐庄镇的一位老师在《中国教师报》读者论坛上贴了一个帖子：《学生的考分让大家都满意了吗?》说的是校长为了迎接上级的统考，只开语文、数学、外语、科学四门课，其他的课程全部停了下来。《中国教师报》的编辑看了之后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剜肉补疮，得过且过；人有远虑，必有近忧！”我说：“虽然许多地方也是这样做的，但还有一点遮羞，大概不会像这里的领导这样说。我想50步者，不要讥笑100步了，都是一个办法。这些年我和主流教育观点的距离好像越来越大，大概正是：‘人有远虑，必有近忧！’”
如果教育机关评价一所学校就依靠考试，发生在徐庄镇的事情就不可避免，现在最严重的是教育机关领导，校长，教师所占人数不少，总是认为考试分数是硬道理。这种认识危害不能不引起警惕。
教育到了今天这个状况，教育部有没有意识问题的严重性？教育部曾经批评大学的许多教授不愿意为本科生上课。因为教授们在追求待遇？还是另有原因。一位资深的大学教授对我说，最严重的问题是大学学生厌学，这种厌学不是个别，有一定的数量。
3月26日，世界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说：“中国学生丧失了追求学问的兴趣和热情，很可惜。”这个讲话说明今天教育状况令人堪忧都是与高考不断改革有关系。学业的负担让学生失去兴趣和热情，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厌学，失去兴趣和热情的原因就是学习太苦太累，学业负担太重的结果。
4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的文章，题目是：《教育不应以精英为本》，这是一篇非常难得的好文章，是在力排众议推崇教育公平的真谛。杨东平先生说：“我们确立了现代化的教育目标，但许多理念和方式还是旧的，还是分数竞争、重点学校、应试教育那一套。所以，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倒不如说是‘先进的社会发展观与落后的教育理念的矛盾’。”
杨东平的文章说：“教育不能以‘精英’、以升学率为本，不能以经营、创收为本，而应以全体青少年的终身幸福与长远发展为本。这需要改变教育的精英主义、经济主义和工具主义。唯有教育理念的革新，才能更好地破解当前的教育矛盾，实现教育的科学可持续性发展。”
不断对高考进行改革就是这种精英教育思想指导的结果，“经营教育”、“创收教育”的出现极大的破坏了一个国家教育目标的实现。
《北京青年报》的这篇：《北京高一课程与高考接轨 学生叫苦太难》讲了这么的一个问题：“高考新方案缘何迟迟不肯公布？”文章说：“‘高中新课改高考方案不是没有制定出来，而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在高考前一年公布。’这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扭转目前高中教学为考试服务的旧观念，从而落实新课改素质教育的新理念。’”
这样的改革初衷一定是收获相反的结果，一旦公布方案，会考成绩、综合实践、校本选修等是否与高校招生录取挂钩，马上所有的压力都向教师、家长、学生迎面扑来，搞得大家不知所措，苦不堪言是必然的。
制定这种政策的人自以为得意，但是他却不能认识到这种方案却是充当杀手的角色，扼杀的正是素质教育。
这就是为什么高考改革越改争议越大，越改学生负担越大的真实原因。
我之所以积极推崇深圳中学的“走课制”，这种制度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分开，留出一定的时间让学生积极应试，三年高中有两年根据学生的兴趣，积极推动素质教育。
我在过去的许多文章中就提出过这个建议，如果要推而广之，先决条件是高考不再作变动，教师一旦熟悉这种考试就有可能腾出手来推行素质教育。我的高中时代是在一所农村中学，一年正常放假不算，还要放一个多月的农忙假，应试就是从高三下学期开始的，这所中学只有一个高三年级，一共42位学生，1965年考上23位大学生，还有七八位同学政治审查不合格，如果不是这样考上30位是不会有问题的。那个年代升学竞争相当激烈，而这所学校运用自如的原因是教师对高考很熟悉，有半年的应试准备就非常充分了，基础在于平时打得好，应试也是轻车熟路。
不断的改，就不断地给教师出难题，教师就不断地寻找如何应试的路子，教师学生都不轻松。这是我这几年非常坚决反对不断改革高考的理由，因为不断的改的最终结果不仅争议不断，而且是教师与学生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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