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国的教育“漩涡”
作者:文磬 时间:2009/5/6 17:14:36 来源:yongheng64转发 人气:431
一、中国教育有“旋涡”？
有。而且,中国教育中不但有“旋涡”，其作用影响还很大。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妨先说几句“什么是旋涡”?——在自然界中有水和空气的旋涡，其高速旋转，涉及面越大,吸力也越大，一旦身陷旋涡，将难以脱身、自拔。在人类社会中，也有类似的“漩涡”。
而中国教育的“旋涡”，或许可以说，在中小学的表现要算是尤为突出。
在今天中国的教育观念和教育现实、社会现实里，人们不难看到，由于很多人皆以“上得高校方为贵”，家家“就高不就低”，社会在“唯高是举”，用人“就高不就低”，中小学在走“唯有大学高”的应试升学教育之路。
中小学升学“一考定终身”，而教学也不能摆脱灌输而非启发创新的方式（实际恐怕往往是学校老师皆为升学的重担所累，没时间和精力来创新教学），加之“望子成龙”的社会传统习惯势力、社会用人“就高不就低”的价值取向等，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机制，实际上把众多家长、学生引导到互相攀比、各自加码、唯恐落后的漩涡之中。
结果是：中小学高喊“减负”（但大学生的学习负担未必重，有相当一部分高考进入大学的大学生，反而感慨上大学比上高中“舒服多了”），实际上从学校到家长和学生似乎已经身不由己、不断在做未必需要的“加负”，从“补课”到“奥数”，已经陷入不能“自已”、难于自拔的“漩涡”。学生负担超重，使有中小学生的家庭，家家叹息，人人喊累，似乎无可奈何。但最后实效或成果多大？也很难说。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教育“漩涡”，甚至在有些方面也有点“旋风”的性质，——其所到之处，人们会被其席卷其中。但其后人们从中所获得的，可能要说是“多乎哉？不多也”！此中确有相当“劳民伤财”的成分。
二、原因何在?——机制使然，势所必然
中国教育为何出现如此“漩涡”？
或许可以说，是机制使然，势所必然。
什么是“机制”？我们也先来说几句"什么是机制"吧。机制,可以理解为是由自然法则(规律)、人为制度、体制等形成的一种带有必然性的运行趋势，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会依其内在规律产生必然的”自动的动作“。例如钟表,有发条、齿轮、指针等，环环相扣，一旦发条拧紧，钟表的各个机构就会"自动"的运转起来，并达到设计者的目的——用钟表的指针显示时间。
中国中小学的这种“漩涡”，是什么样的“机制”形成的呢？
这里或许可以初步简列如下：
1、中国社会传统习惯影响。
中国几千年社会形成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习惯根深蒂固，今天还有其影响和表现。这就是：“上得高校方为贵”，“就高不就低”。
中小学走“唯有大学高”的应试升学之路，是有传统习惯势力作为内在、深层动力的。
2、教育机构设置，中小学和大学的配置及其实际运行体制，助长“高则贵”。
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机构设置与运行体制，基本是“一条龙”，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可能要算基本是“一条胡同”，只能走到底，中间较少乃至没有其他可选之路；或者说，中国学生就学之路的现实氛围是：即便有其他路，也是非“大路”，是似乎没面子的、好像不是很光彩的“路”。
3、社会用人和人才评价体制、利益分配体制，没有形成“行行出状元”的氛围，而主要还是形成了“高考出状元”、“大学出状元”的氛围。
社会在“唯高是举”，用人也“就高不就低”。社会没有给“行行出状元”提供基本的、必要的名誉上与实际收益上的认证。
4、独生子女的“唯一性”，更抬升家长的寄望，增加对“漩涡”的投入。
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家家户户皆独子、独女。三代繁衍，爷、奶，公、婆，父、母，六人聚焦于唯一的子女或孙辈一人。六人围着一个“小太阳”转，子女的将来如何，更成为众多家长最大的寄望目标之一，这也促成了“望子成龙”之风更甚，使更多的家庭为子女“金榜题名”而陷入教育的“旋涡”，陷入这个“怪圈”之中。
5、而经济利益影响，使加重学生负担屡禁不止，更加大了“漩涡”的力度。
从实况看，此以“奥数”经济等为比较典型。有评论说，家长恨奥数，院士批奥数，舆论骂奥数，教育主管部门规范、叫停奥数，却无论如何都难于制止奥数的“越剿越猖狂”。为什么？小学生都人人奔奥数，其巨大的利润驱动使“奥数培训班已经与一些中学结成利益共同体！”
面对如此境况，笔者不由想要说两句：
——诚然，“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可能是有其相当的道理。但是，如果人人都只愿意当“将军”，并不愿当“好士兵”，那样的军队，如何能出“将军”？可能也必然要打败仗的吧！
——教育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质。但是，提高一要根据人的基础水平；二要根据需要。
例如，要把一桶水“提”上楼。如果这桶水在一楼，我们不能只在五楼上伸出手，只是高喊要把这桶水“提高”到五层楼上来。这是看样子在“提高”，实际提不高。
而如果有的水在一楼，有的在二楼，有的在三楼，有的还在地下室，那我们就还需要区分如下的情况：
A、如果要把这些水都提到楼顶来，就不能指望用一样的方法，只花一样的力气；
B、如果实际上我们需要每层楼都有水，那可能就不必要把水都提到楼顶上乃至塔尖上去——塔尖上也装不下这麽多的水；
C、我们可能应当根据各桶水的实际“水平”，同时根据各层楼的不同需求及其它因素，适当的调控、调度，以达到满足需求、各得其所的目的。
这是要以比较适当的教育投入和付出，来达到保证社会发展的人的素质“提高”的目的。这才是效率较高、“性价比”较高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当实施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教育。
正如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所强调的：教育必须谋社会进步，教育必须注重社会效应。他尖锐地指出：“设问学校之设施，是否合乎国家之需要？对学生之输入，是否合乎社会之需要？造就之人才，是否将来有转移风俗、刷新思潮、改良社会之能力？”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了教育与社会需要的根本关系问题。
否则，我们的教育就会与实际不同程度的脱节，甚至带来种种或大或小的问题。据2008年底中国社科院《蓝皮书》估计，中国09年预计毕业大学生560万左右，但估计到09年底会有150万大学生难以找到工作。与此同时，中国的“技工荒”却仍然持续。广东省劳保厅对深圳等十城市就业的调研显示，1月份人力资源市场普工供大于求；但技工仍供不应求，有关数据显示，按比例计，相当于如果有100个技工，就有110个工作岗位在等着他们上岗。技工需求和供给数量的不匹配，使沿海城市遭遇普遍的“技工荒”。有人认为，持续数年的技工荒以及产业工人素质的低下，已直接影响了我国的产品质量、技工实践转化为技术的能力，并最终给产业升级造成了很大打击。严重的农民工、大学生就业难和技工荒的同时存在，表明目前中国国内就业市场处于结构性的失衡状况，也显示出国内教育体系与市场需求严重不匹配的情况。
这些，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机制还没有跟上发展的需要，确需尽快改进。
三、能用改进“机制”的方法跳出“旋涡”吗？
应该能。“结构决定功能”，社会的、教育的结构、体制、制度，能形成“机制”——一种“自动的动作”，应该能或快或慢的使中国的教育跳出现存的“旋涡”。
所谓“结构决定功能”，正如钟表的功能就是结构决定的一样。在一定的条件或基础之上，设置的结构、环节形成的机制，会产生“自动的动作”和趋势，从而导致结果、目标的改进。
现在，在教育方面如何改变相关体制、制度，形成新的机制，有效的转变“望子成龙”、“一考定终身”、用人“就高不就低”等现象，使中国教育走上良性发展道路，真正多出、快出振兴中华需要的、有用的各类人才（并非仅仅是高级人才），事关国家民族发展与前途。
虽然中国历代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以层层考试让天下诸多读书人追逐“功名”，陷入“范进中举”式的“漩涡”，有耗费天下众多知识分子精力、时间，以维护统治的主观和客观动因；但今天在世界全球化的科技竞争面前，在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受人欺负的现实面前，中国是没有也不应该、不可能再有这样的动因的。
我们需要和应该改进机制，形成“行行出状元”，“非大学也高”、各行业、层次都“要人才、出人才”的观念和态势。要改变目前“唯高是举”、人皆以“上得高校方为贵”的社会心理，不盲目比“高”，从而竞相加码、唯恐落后，掉进高喊“减负”、实际身不由己、不断做未必需要的“加负”的教育“漩涡”。
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外国成功有效的教育模式、机制，我们应该吸取，也应该尽快形成改进方案和尽快落实。
例如，美国教育有一个层次是“社区学院”，其数量占高等学校的40%左右，介于中学和大学之间，学生学两年毕业后可以继续往上读大学的三四年级，也可以根据需要和个人意愿与可能，选择先就业。
再例如，德国教育。据说，德国多数人认为，人的天赋是有差别的。因此德国学校的设置不仅是逐渐递进的，而且在接受完基础教育之后还可针对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学校进行专门的学习。早在18世纪，被誉为“科学教育学奠基人”的德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赫尔巴特就曾警告教育者“不要进行过度的教育，要避免运用一切不必要的强制，这样的强制可能使儿童无所适从，可能抑制他们的情绪，毁灭他们的乐趣；同时这还可能毁灭他们今后对童年的美好回忆……”
德国的孩子在小学里接受同样的初等教育，修完基础学业后进入最适合于他们学习能力的学校就读。可以分别选“国民学校”、“实科学校”或今后更多可能从事科研的“完全中学”。同时，为了不把学生过早分为三六九等，上世纪80年代德国也还试图消除三类学校间的差距，产生了“综合学校”。德国教育结构的目的，是为每个人提供适宜的教育，保证人们能够不受时间、地点、年龄、学历的限制，终身接受教育。这是十分值得借鉴的。
就近再看，同为东方文化的日本，二战以后即明确提出“教育立国”的基本国策，其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一开始就采取了与西方不同的模式。日本的特点是采“教育先行”战略，不同于欧美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再把教育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在经济尚不发达时，首先发展教育事业，使教育为发展培养人才，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还进行了第二次教育改革，实行“注重山脚比重视山顶更重要”的教育方针，面向本国的需要和生产实践的需要，培养大批能够扎根于国内、扎根于生产实践的工业化人才。伴随这第二次教育改革，日本不但从根本上摆脱了战后的贫穷和饥饿困境，而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从20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日本又推动了第三次教育改革，对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以“科技立国”为核心，教育以培养独创性、创新性和个性化的人才为方向。
从日本“教育立国”的经验可以看到，日本长期把“教育改革”置于基础性的重要地位，近百年以来一直在不断进行以培养所需人才为目的、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从“教育先行”到“面向实践需要”，再到“培养独创性科技人才”），并使之成为其他各项改革取得成果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引导日本经济走向强盛的根本途径和长期任务。这些经验和做法，应该是我们可以和应当汲取的。
有认为，现在中国在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发展，当发展经济到一定程度之后，未来经济发展必然需要有强大的教育战略的长期支持，才能提供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动力。一个具有巨大内需市场、服务业高度发达、技术与创意产业兴盛的国家，不可能仅仅建立在现在这样的、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不适和不够的人力资源的基础上。而这些人力资源的需求，唯一的实现路径就是教育，是要通过教育的强化和改革来满足 。
中国确应重新审视、更加重视和大力改进“教育立国”的方针和若干具体体制、制度。这里有机制问题，也有投入问题。因为，有些机制问题，也是投入不足而使之存在乃至变得十分突出的；有些问题还是投入不够到位而使之难于改进和解决的。例如，若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以及给予教师的待遇较高，对教育中利润驱动的逐利行为的管理阻力就会减小；若国家、社会对各行各业及其“状元”的利益分配体现其应有价值，“行行出状元”的现实才能为更多的人所信服和追求，“唯有大学高”的社会传统观念，才会逐步改变。
据统计，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9%左右，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4.1%，中国所定的4%还停留在欠发达的标准上。即使如此，目前也还不能完全说已经实现了这个4%的目标；且财政部门曾言达到7%的许诺，则更未曾实现。
据说，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曾指出：中国在教育投入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隐含着巨大隐患。现阶段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远低于物质资本投资，大约各占GDP的2.5%和30%；而美国，这个数字是5.4%和17%；韩国分别是3.7%和30%。这样的现状如果持续下去，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并将会使国家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储备出现供给安全问题。
在面临世界经济危机的今天，相比较而言可能危机未必最重、复苏或许可能较快的中国，在大投入于民生的同时，是否也要下大力于同样是民众家家挂心、国家发展攸关的教育？中国是不是到了对教育机制和相关投入，做锐意的改进的时候了呢？
应该说，答案当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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