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作胡适名作《我的母亲》

作者:不详  时间:2011/9/24 19:37:37  来源:流浪客转发  人气:5178
  我小时不喜欢与人交往,性格十分内向,在学校也不与人嬉闹,只安安静静地学功课写作业,母亲常说我是掇条小板凳坐门口半天没有一句人声的。放学回家就拿了篮子出去割羊草,在野地里闷玩。也曾做过“小先生”,那是在上“复式班”时,老师在另一个年级上课时,同一教室的这个年级往往就是我组织写作业做听写什么的,大概那就是我最“出趟”(大方)之时了。居家接触最多的也就是母亲,她给我的人生影响是最大的。
  我上小学时,正逢“文革”后恢复高考,父亲也到南京上了大学,成为村里读书“有出息”的典型。母亲总要我们姐妹能够好好读书,像父亲那样“有出息”,不要像她那样吃没有书读的苦。母亲幼时家境贫寒。十多岁她小学毕业时,上有接近成人的兄姊难舍中学学业,下有幼小的弟妹不忍自幼离学,在艰难的选择中,我的外祖父母就央求她不要读中学了,回家来帮衬父母支撑家庭。她借钱去考了农中,但最后还是哭着回家下了田。所以她常常会提起自己没有上学的憾恨,以此让我们珍惜能够读书的机会。现在家里虽困难,还要让我们俩享受学校的助学金,但总不至于让我们辍学。如果说我从小还有点“立志”的意识,大约就在于母亲的“读书才能有出息”的教训吧。那时也没有家长会之说,母亲几乎也没有工夫来查我们的功课。但是我们还是一早起来读书,放学时作业已经写完,然后出去割草;只是期末那张成绩报告单她总是要看的。每次拿到成绩单,父亲也逢假回来,他们俩就一起过目女儿的成绩。我从来不想要看他们皱眉的样子。有一首歌说“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对于我来说,当时的学习目的主要就在此吧。
  母亲常对我们姐妹说:“做人要讲良心,为人要正派,行事不能让人戳脊梁骨。”不成体统的行为,不讲规矩的事情,她从来不允许我们去做。农村讲“野话”(脏话)的孩子也很多,但她绝不允许我们说一句。平时她很少有时间照应我们,却对我们和哪些孩子相处非常在意,怕我们学了不好的习气。
  母亲非常慈爱,从来不曾打骂过女儿。白日的辛勤,总是让她没有多少机会来关爱呵护我们,但她会用一种细针密线式的生活情节来表达她的慈爱。农村的孩子放学总要背上篮子去田野割草喂羊喂兔。生性文静的我带着比较淘气的妹妹出门,劳动之余免不了欣赏一下自然风光,在田野里玩玩“碾米”捉鱼之类的游戏,有时到天黑也不能完成割草任务,就在篮子里架空了青草搭个“鸟窝”回来交账。母亲哪里看不穿我们这样的把戏?但她从来不揭穿,只自己去补足了兔羊的粮草,也不舍得骂我们一句。虽然家在农村,没有接受过多少学堂的教条,但是我们家教很严。当时物质也比较贫乏,我们从来没有“挑食”这样的说法和机会。有年村里有个家境稍好而又见过点世面的人弄回一台绞面机,使村中人有了可以拿面粉去绞面条的可能。只是那种最简陋的面条里会放很多碱,我很不适应,一吃就会反胃。偶尔吃一次面条,我会因反胃而吐,母亲就不忍心。祖父说:“农村孩子,有吃的就不错了,哪里还挑三拣四的?饿她三天,自然就能吃下去了。”当时母亲并没有争执,但过后看祖父走了,她还是悄悄地拿一碗面条到别人家去换了碗咸粥。直到现在,我都很喜欢吃咸粥,它常常让我回想起物质极度匮乏时期母亲怎样尽最大的可能表达她对我们的慈爱。每次回常州,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去家门口的“菜根香”去买一碗咸粥。
  农村孩子没有多少娱乐,但女孩子却多擅长踢毽子。自做的毽子是就地取材的。母亲虽然忙得不行,但总要协助制作鸡毛毽。那时家里院中养着十几只鸡。记得她在院子里满地跑,抓到一只毛色很好的公鸡,告诉我鸡管要用哪一种翅羽最好,鸡毛则须尾巴两侧那种宽而有优美弧度的亮闪闪的鸡毛才又好看又好用,最易取得平衡。母亲又用家里纳鞋剩下的边角布料包上一枚印有“乾隆通宝”字样的铜板,一针针缝好,还示范跳给我们看。她踢毽子真是出色,跳起来时轻盈而优美,让我依稀看到少女时代的母亲的风采。我生性爱静,但做毽子和踢毽子却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对毽子的制作和使用有非常苛刻的讲究,那种审美观也源自母亲吧。穿上母亲亲手做的布鞋跳毽子,我可以踢跳出许多花样,踢几百个不费力,打跳几十个不落地。现在城里所见的那些“毽子”,铜板塑料管和鸡毛选料都极差,做工也粗糙,即便那些鸡颈上的毛染成五颜六色,在我看来也毫无美感可言。我心中自有最美的鸡毛毽。母亲在灯下纳鞋底时缝上一会儿就会侧着头拿针在头发上别一下的剪影、在院子里抓鸡拔翅羽挑尾羽缝铜板的样子是我童年乡村生活中最优美的连续剧。
  我读初中时母亲送我去镇上中学住校,除了每周回家带上大致够吃的米之外,菜金是非常有限的,而在这有限的菜金里,我还精打细算着省出一点来买书,很长时间每天都买五分钱一份的豆芽菜,终于把自己吃得像根豆芽菜一样单薄。为此母亲常常觉得没有照应好我,多年后还觉得自责。我读大学时,家里虽然情况好些,但节俭还是习惯,大学里我也打过多份工来补贴生活,尽量不向家里伸手。每次我坐车票最便宜的那种慢车回家,母亲总是亲手包了馄饨等待我归来……现在我已三十多岁,而母亲还常常提起旧事,说现在我住在南京,工作又辛苦家里又要照顾,实在很累,而她却不能常常照应。她身体不好,又爱劳神,我总不要她来,告诉她我自理自立能力相当强,完全可以对付方方面面的事情;她却总放不下,每到我初夏参加高考阅卷时,或者入冬时,她还是会勉力来宁,屋里屋外的拾掇,说我总是早出晚归,家里都见不到太阳,她就赶着阳光把被子都翻出来洗洗晒晒。而当她离宁回常,我总是从很多细节里发现她还留在这里的温暖:冰箱里的水晶蹄膀;钥匙旁的羊皮手套;鞋柜旁尺码正好的孩子的冬鞋;洗衣机旁满罐的洗衣粉和洗得干干净净插得花一样好看的晒被子的大夹子;卫生间里新换的节能灯,甚至高高的架子上还新放了一大包卷纸……我有时嗔怪她:难道你把我看作那个大饼套在颈子里都不知道转着吃的懒女人?她就笑:“当然不会,不过你们工作太忙,能买一点你们多少要方便些。”或许在所有母亲眼里,多大的子女也还是需要照应的孩子吧。所以冬天我格外感受到母亲数百里外的温情。
  母亲对我的言传甚少,多数还在身教。嫁给父亲时她不过十九岁,但已是非常吃苦耐劳、富有田间劳作和家务操持经验的劳动好手。父亲离家异地求学,就剩下母亲独力支撑。上有高龄祖父要侍奉,下有两个幼小女儿待养育,家里又没有男劳力,内有家务,外有田地,要养老育小,又要保障家庭最基本的开支,母亲把一个女人能有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她一边在队办厂里做工,一边早晚下田务农,间隙时间养猪喂羊打扫庭院教育孩子。跟别家孩子很早就当半个劳力相比,我们姐妹干的农活是比较少的。我是长女,母亲没有人分担的时候,便会搭手做一些农活。我所参与的许多打谷扬麦浇灌等农活,在回忆里总是与母亲一起去做的。初夏在水田里,我跟着母亲插秧。母亲身手矫健,插秧又快又好,在当时有“鸟叫六棵齐”的美称。山沟上那块田,大部分时候她独力操持。假期父亲回来,有时也可以一家四口一起去田里。记得有年除夕,我们一家四口去麦田里种化肥,寒风呼啸,旷野无人,我感受到的是砭人肌骨的寒冷,还有母亲历来操持的辛劳。有自留地那阵子,她除了到队里上班,下田里忙一家老小的口粮,早晚饲养家禽家畜外,还要抽空去自留地里种菜。记得我上小学时一个深秋的清晨,她挑了一百来斤甜菜走了好几里地到镇上去,好长时间才拿着空扁担回来,说:“一斤五厘,卖了五角钱。”她的辛苦她的累,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祖父常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个道理我是从眼看到的母亲的辛勤中体察出来的。多年后我在省城工作,不必为温饱犯愁,但还保持一种勤俭的习惯。
  我读初中时常州有所大学初建成,正要招兵买马,父亲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教师”,如果愿意加盟的话就可以带家属进城,他就放弃了在南师工作的机会,将我们都带出了农村。进城最初两年,家里的生计还处于非常艰难的状态。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家底,老家的房子卖了两千块,作为到城市安家落户的生存根基。我们住在当地大学的学生公寓,一溜都是像我们一样落户于此的教师家庭,我们家最困难,而我们姐妹又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家里严重入不敷出。母亲竭尽她“巧妇持家”的最大极限,调度着家里的开支。常常是做过简朴的晚饭后,她让我们先吃,而我们当时也不太懂事,只求吃饱,没有注意到母亲悄悄地在厨房以剩汤剩饭填肚,不知道她有没有吃饱……有一次妹妹回来流泪,说老师布置写关于电视的一篇作文,可是家里没有电视机,我们从来就没有看过电视节目,她的作业写不出来。母亲很难过,叹着气,让妹妹另写一篇作文,又安慰和教育我们说,不要跟人比吃比穿比物质条件,咱们最重要的还是要讲人品学问。或许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姐妹也因此比别人家孩子更加懂事。比如初三那年,母亲病倒了,我独力操持家里所有家务,在大家公用的走道里生煤炉烧菜洗衣服照顾母亲。高一时学院分配房子,我们喜迁新居,我可以独自跑到城南去寻找涂料店买地板蜡回来给地板打蜡。那些大学老师都说我比他们的孩子要能干得多。在我离家到南京读大学的时候,妹妹在湖塘镇上住宿读高中,独立能力也很强。每周回来,还总是承包家里洗衣之类的家务活。
  母亲善良温和,敬老爱幼,与人相处最是和谐。我们简陋的家中总有“五好家庭”之类的小红幅。祖父在本村颇有威望,地位类似于从前大宗族中的“族长”。他待人也是不错的,不过毕竟在农村日久,多少有点封建思想的残余。对于我们家没有男孩这件事,心里总有点耿耿于怀。这有时未免流于言辞,有时有些不如意,也会溢于言表。母亲一天劳作归来,没有人分担,没有人倾诉,反而还要受到委屈,常常只能独自忍受,并不辩白。家里平时没有男劳力,都靠母亲一人辛苦支撑,寒暑假父亲从南京回来,母亲总望可以和她一起分担,而有时祖父会拉着父亲闲话,认为儿子好不容易回家来,总要聊聊,更何况男人们讲讲大事也是应该的。母亲有时也觉得委屈,或者夜晚会躺到房里流泪,但第二天照样早起操劳,照样把炖好的鸡蛋端到祖父面前。家里养了十多只鸡,但我和妹妹却没有享用鸡蛋的资格,除了保障祖父每天早晨一只鸡蛋,其余母亲都要拿到街上去卖来维持生计。她总是跟我们说:“他是长辈,年龄又大了,你们一定要敬重他。家里条件不好,供不上你们姐妹,先尽着老人吧。”说着辛酸,她眼角就有了泪花。印象中在窗口一张《西厢记•崔莺莺听琴》的年画上还有队里“颁发”这嘉奖时谁用毛笔写的“好妯娌”三个字。因为那时我们和堂伯一家合一个院子,大妈为人是比较厉害的,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她眉目分明的面貌,有棱有角的表情,以及洪亮的声音和锋利的言辞。但是母亲总是与人为善,宽忍迁让,从不与人计较鸡毛蒜皮,更不出一句恶语。村妇们有点虱大的事情就相骂也是常事,大妈与我们相处却如同一家,还常常互相帮助。到城里这二十多年,无论住在哪里,与谁为邻,她都能妥当地处理好邻舍关系,有时还为他人调解纠纷。用现在的话来讲,母亲属于那种“促进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在大学管理宿舍的一段时间里,她待那些住校大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总说人家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外地多不容易啊,能关心就应该多关心。大学生们都亲热地喊她“莫老师”“莫阿姨”,甚至索性喊“妈”的都有。
  母亲性情温柔,骨子里却要强得很。在乡下时,虽然家中清贫,我们即便是新年也很少有新衣可穿,她却总是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不叫人看轻了。父亲长年在南京,而她也总是把地里的活收拾得很齐整,不愿落于人后。为了贴补家用,她还同时在队办厂上班,为此年纪轻轻就落了许多病根。后来进了城,她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低,父亲却在大学教书,心理落差很大,很怕人轻看,所以力求在什么岗位做什么活都要漂亮,不让人闲话。又利用晚上的时间自习会计教程,在四十多岁上考过会计上岗证,成为父亲所在大学的后勤出纳。在被人称为“莫师母”到被人称为“莫老师”“莫会计”的过程中,我心中总是隐约听到那些夜晚母亲手中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勤奋计算的声音。如今退休了,她立刻去老年大学报名学习国画和书法,弥补文化修养上的遗憾。几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如今她的国画画得有模有样,即使到南京我家来,她简单的行装里都不忘宣纸笔墨和毡垫,还每每自我解嘲道:“以前没有书读,现在老来倒做林黛玉了。”没课的时候,忙完家务,她便在阳台前的方桌上铺开宣纸开始她的创作。常州有许多人看不起农村人,况且时代又在不断地发展着,她在保留农村上来时的朴素品行之余,又不断调整着自己,让自己融进这个江南小城的节奏,除了读书看报看电视了解社会,她还积极体锻,是每天早晚小区附近老年交谊舞的“舞林高手”;又报名参加了老年时装模特队,父亲说她“举止都很有气质风度,毫不亚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知道母亲颇有文艺潜质,在我的心中她的形象一直是年轻的。据说她和父亲相识时,父亲正在镇上文化站工作,吹一支好笛,拉一手好二胡,还编得剧本写得曲谱,其才情在当地小有名气,母亲则农余参加宣传队的,擅长跳舞。我常常会想像年轻的长辫子的母亲且歌且舞的画面,至今心中仍有她唱给我听的“小河的水清幽幽,庄稼盖满了沟……”的优美旋律。
  贫穷是一笔财富,阅历是一笔财富。在成长的过程中,走过贫穷的日子,有过一定的阅历,这些人生积淀都还是次要的。人生本是一场孤旅,如果我在生活的辛劳奔波中还懂得一点“吃苦耐劳”,知道要自强自立;如果我在人生的波折困境中还懂得一点坚韧,能有一点耐挫力;如果我在浮华的社会潮流中还懂得一点勤俭,知道朴素最美;如果我在与人相处时还懂得一点与人为善,宽忍通达,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我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还能懂得学习是终身需要,提升自己是优化生命最好的方式——我都得感谢母亲的言传身教。岁月日深,我更深切地感受到,母亲给予我的影响是上天馈赠予我的最丰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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