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木桶

　　一天，一个朋友向我提了一个问题：有两条轨道，废弃的这条上有一个孩子在玩耍，正在使用的那条上有一群孩子在玩儿。一列火车驶来，恰好你在扳道口边，你会把轨道扳向哪条道？
　　我说，我会蒙上眼睛。
　　朋友笑了，他说那你和上帝的想法一致。
　　朋友又问：如果废弃的铁轨上没有小孩，而使用的铁轨上有，这时你会怎么办？
　　我说，我会把道扳到废弃的那条上。
　　朋友说看来你还不是上帝，上帝仍然会什么都不干。
　　回答完问题，还聊了很多，可老是心不在焉，我耿耿于怀于这个小问题。
　　不知不觉地，我把这个问题上升了若干次，几近于做人的原则。
　　三十出头的人了，再来思考这个显然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不过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活多久，自己决定寿命长短的想法仅存在于年少无知的少年时代，那时很潇洒地告诉每一个人，哪天觉得活着不爽了就把自己干掉，死皮赖脸地撑到七老八十简直是造孽。
　　后来不提这个了，相信起“不为无聊之事何以遣有生之涯”的哲学。周围同龄人有先走一步的，为之没有欢喜，仍和大多数人一般唏嘘不已。如果上苍偏要我活个够本，那么三十岁思考如何做人大概也不算太晚，我想。
　　回到那个关于列车铁轨的小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回答得相当迅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是这样考虑的：一个孩子的价值并不一定小于一群小孩的价值。既然总要损失其中之一，那么让我选择对任何一方都不公平。这的确是上帝的事情，而我唯一可干的就是蒙上眼睛。
　　联想到时下发生的世贸大楼被袭和阿富汗被炸，如果让我选择，同样地，我也只能蒙上眼睛。世贸数千人的死不是因，阿富汗死去的人也不是最后的果。我可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声称：“今夜，我是美国人！”也不可能像另一些人所诅咒的那样：“一切都是报应。”
　　伊拉克也好，克林顿也好，上溯千年乃至万世，多少思想，哲学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每个人存在的价值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不大于多，多也不大于一。我只能退到底线，和卖茶叶蛋的老太婆保持一致：杀人是不好的。
　　做人做到这份上，既是无奈的，也是骄傲的。
　　朋友的第二个问题我回答的有些忧郁。一方面是因为我想表现得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确不知道再天地的大背景下，人的价值究竟有何意义。但终于我还是选择了扳那个道口，这是否说明我还是没有偾事嫉俗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呢？或者是，说明我仍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没办法。以前以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后来在镜子里照来照去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其实是自己曾经最痛恨的保守者，内心里认为生物学中的DNA双螺旋结构也具有社会学特征，一条不断进步的理论，科学和技术，向上；另一条不断退化的人生，道德，向下。两条相互纠缠着，彼此制约又彼此推动。同样地具有难以权衡的价值，就像朋友为我设问的两条铁轨上发生的事情。
　　想来想去，顿时有些生不逢时的感慨。放在数千年前的希腊，第欧根尼可以躺在木桶里对亚历山大说：“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现在如果有人这样说，对付他的将是警察，遣送和精神病院。
　　阳光下的木桶也不是任何人可以享受的。犬儒，也要为犬儒付出代价。
　　如果再有朋友问我关于铁轨扳道的问题，我肯定会很残忍，很白痴地告诉他：我没有在那里，即使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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