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农民工子女成新文盲

　　哪儿能容下这张课桌
　　说到12年办打工子弟学校的体验，易本耀脱口而出三个死：累死、急死、吓死。
　　“这10来年，很少夜里12点以前睡觉的，有干不完的活；学校经常遭遇搬家、拆迁，被赶来赶去，一下找不着地方，能活活把人急死；生怕出一点点安全事故，时常处于焦虑状态，睡觉都得睁只眼。不出事都取缔你，真出事，还不把你捏死透。”他用河南话说。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是易本耀的妻子李素梅1994年创办的，2003年被审核批准时，改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现在有三个教学点，其中两处未被批准，仍属非法。
　　喝着浓茶的李素梅仍是犯困，周日下午采访时，她动不动就趴到了桌上，眼皮粘在一块，人要睡着了。
　　前一阵子，北京市取缔打工子弟学校，提起这事，李素梅有气无力地说：“真觉得累，是硬撑着。”很快，她又抬起头，跟上一句：“只要学生真能走进公办学校，我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要不，你干脆给咱自个的孩子办个学校吧。”
　　“死活也没想到，我会在北京办学校。”李素梅到现在还是这么说。
　　她是河南息县人，家里穷，兄妹8人，一年到头种庄稼还是吃不饱。李素梅12岁才上小学，因为没学过英语，高考连考三年也没考上，最后当了民办教师。“一个月39块的工资，还经常拿不到”。
　　上世纪90年代，她的兄弟姐妹全来了北京，最后劝她也来：你一个月最多60块钱，我们在北京卖一天菜，就是好几十块，打工一个月也能挣四五百。李素梅寻思自己是中师文化程度，打一份工应该没问题。
　　她姐在北京万寿路附近种菜，刚来时李素梅先帮着做饭，河边有个大早市，再进点小百货卖。生活成本低，吃自己种的菜，用大队的电，喝自己挖的井水，住在菜地边上自己搭的窝棚里。“用捡来的旧砖头垒四堵墙，上边盖着塑料布、草帘子，前高后低的那种”。
　　因交不起赞助费、借读费，菜农和周边打工者的小孩都不上学，白天就在菜地里玩耍。李素梅堂弟的孩子已经9岁了，还一天学没上。附近小学的孩子上学放学，都打菜地边经过，看着人家背着书包来来去去的，小孩眼馋，老缠着大人问：“我咋还不上学哩？”
　　李素梅说特能理解孩子的心情，她12岁才上小学一年级,比同班同学高出一头，特自卑。她看着周围的小孩，一个个都那么大了，不能读书，整天还在菜地里野，觉得挺心酸。
　　有一天，堂弟媳突然对李素梅说：“要不，你干脆给咱自个的孩子办个学校吧。”
　　“我一听吓住了，咱哪能办学？一没校址，二没合法手续呵。”但她哥哥、妹妹们还是把孩子送来了，一共9个。“我们也不指望你把他们教得多好，只要将来回老家上学，能跟上就得”。
　　很快，妹妹把自己住的20平方米的窝棚腾出一半当教室，一半仍是卧室。捡回来几块水泥板当课桌，椅子是砖头上铺张木板。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1994年9月1日，李素梅的学校开张了。
　　“真没想到，就这么简陋的教室，小孩却特别喜欢，到点就来，不用爹妈催促。早上7：30分早读，7：20分他们就齐刷刷都进教室了。”李素梅一个人包了全部课程，虽说是在菜地边窝棚里上课，整得跟公办小学的课程一样：一天上7节课，3节语文课，两节数学课，另外还上品德课、自然课或音乐课。上午有20分钟休息，因为没操场，学生就在菜地里活动活动。
　　“都特别爱学习，一教就会，学完就考。怪认真，考不好，还哭哩。在第一批的9个小孩里，今年还有个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呢。”
　　学费是每月每个孩子交40块钱，地里的菜李素梅可以随便吃，想吃谁家的就吃谁家的。
　　没过多久，菜地里出了个小学校的消息，不胫而走。“老有人往我这块儿送孩子，主要是河北张北县的菜农，还有河南固始县收破烂的。”到第一学期结束，班上有20来个学生。
　　学生增加了，二哥又让出自己那间40多平方米的窝棚给李素梅当教室，屋子后边拉道布帘算是卧室。孩子大大小小，参差不齐，李素梅采取复式教学，这边孩子写作业，那边孩子上课。
　　一个种菜的妇女，跑来一趟又一趟，哀求她：我家孩子都13岁了，该上四年级，不上学，荒废了，你就收了吧。可李素梅没有四年级的学生。“你哪怕下课的时间，抽空教教他也好呵。”
　　一年后，李素梅班上已有60名学生。
　　“搬一次家，脱一层皮，搬家都搬怕了。”
　　一个人招架不住，李素梅把在老家的丈夫易本耀叫来了。
　　“自己教自己的孩子，家庭私塾，这纯粹是自救。”易本耀见不上学的小孩多，就用白纸写了广告：“外地来京的孩子想上学吗？请到打工子弟学校来！”校名费了他不少劲儿：以前听说过铁路子弟学校、矿山子弟学校，咱是打工的，干脆就叫打工子弟学校吧。
　　教室由一间窝棚扩大到三间，易本耀从老家带来的一个年轻老师教副课，夫妻俩教主课。他文科底子好，以前在老家时常替李素梅代课。
　　“就是到这会儿，我也没往办学校上想。可孩子越来越多，咋弄呵？”易本耀讲这样下去不行，一得找到稳定的校舍，二要办合法手续。那会儿，对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要求高，比如有固定的校舍，操场有200米的跑道，教师有资质等，他们哪具备。
　　“等我们达标了，这些孩子早耽误了。”易本耀说。
　　在菜地边将就了近三年，1997年4月，学校先是向西挪到甄家坟，接着又南移到沙窝的一间木器厂。因为好多学生家长是卖菜的，有三轮车，学校的课桌椅就由他们帮着搬。白天交警不让走，只能夜里运。260多个小孩排队去新学校，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新地方刚上了一上午课，警察就来了，说是非法办学，撵他们走人。
　　被赶出来的学生，由老师领着，在木器厂门口的马路边、大树底下继续上课。下午学校只好放假，停课一周。易本耀赶紧四处找地方。
　　一个学生家长帮忙在彰化村找到一排空房，有十四五间，但房租贵，一年要9万。连东西带人又搬过去，这回上了一周课，派出所又来人了，说不准在这办学，要办去别处办。1997年的这个春天，打工子弟学校两周内搬了3次家。
　　搬家时，易本耀负责找地方，李素梅管搬东西。还是在菜地边上办学时，他们攒了30多根盖房用的檩子，碗口粗，想着将来万一有地儿，盖自己的校舍时用。结果学校被撵来撵去，这30多根檩子，李素梅只好搬来搬去，走哪儿带哪儿。
　　“搬一次家，脱一层皮，搬家都搬怕了。我跟易本耀说：这学咱不办了！他说不行，不办学生没地儿去。人家把办学当成了事业。”
　　每回搬家，都要花一笔钱，小搬几万块，大搬得二三十万。“桌椅更新添置、水电改造、房屋维修增建，都是钱呵！”现在的龚村校舍，以前租给沙发厂。易本耀他们花了18万块盖了彩钢活动房当教室，再加上改水改电、粉刷门窗墙壁等，一共花了30万。“光是清垃圾就用掉一万多块，大翻斗车拉走100多车，一车100块，就这人家还不爱拉，还得夜里拉。”
　　最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一次搬家，是在2004年3月。
　　回忆起那次遭遇，易本耀摸着自己的秃顶慨叹道：“哎呀！差点跳楼。”
　　当时有个记者，用摄像机录下了这次搬迁经过。“他说不播出，只是留作资料，等我老了，当作回忆看。我信了，结果啥也没避讳，拍得特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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