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农民工子女成新文盲

　　另外，农民工子女进公办学校，还面临不少实际问题。“比如，外地学生来多了，本地学生家长也担心教学质量下降呵。金沟河附近有所小学，接收打工子弟后，很多本地的孩子陆陆续续都转学了。再比如参加学习竞赛，拿到名次中考可以加分，但没有北京户口不能中考，没法奖励分数，让外地孩子参加竞赛，名额等于浪费了。还有，听说北京本地学生，每年人均有6000多块的公用经费，是政府财政拨款。外地孩子进来了，学校也能拿到这笔人头费吗？拿不到，学校爱收这些农民工子女吗？”
　　易本耀称，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在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过程中，有些人“虚拟空头安置方案，罗列虚假接收数字”，向上级领导汇报安置了多少多少农民工子女进了公办学校，可谁来落实兑现，谁来负责监督？
　　“这些年，我们上当受骗的事太多了。丰台封了我们4个校园，真正有名有姓被安置的孩子有多少？有个家长跑了80多趟，交了捐资助学款，才把孩子送进公办学校。其它孩子，有的回老家成了留守儿童，有的又跑到大兴、朝阳、宣武、石景山等区县，上打工子弟学校，上下学长途跋涉啊！
　　“如果公办学校能容纳得下，而且能一视同仁，不分本地外地，收费一样，权利一样，可以评三好、参加竞赛等等。绝大多数家长都会送孩子去公办学校。到那时，不用政府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会不关自停。”
　　“我们死活就认一个理：学生不安置好，学校就不能停！”
　　“我们死活就认一个理：学生不安置好，学校就不能停！安置了还是没安置，人都摆在那儿，谁也撒不了谎。”易本耀说，“不然的话，公办学校进不去，打工子弟学校又被封掉，孩子怎么办？要么是回老家当留守儿童，要么在城里当失学儿童。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农民工子女。”
　　据统计，北京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只有50多所被批准。
　　我问他：“有人认为，是有些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阻挠家长送孩子去公办学校。”
　　“这事不难办。”易本耀说，“可以现场办公，召集房东、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公办学校校长，属地街道或乡镇的干部，区县教委领导坐到一块，按照学生花名册，就近把学生逐个地分派好学校，公办学校领人，打工子弟学校送人，交接好。到这时，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打肿脸充胖子，也得送学生走。他还有什么理由阻挠呢？”
　　“我赞成规范、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但反对一刀切，反对不安置好学生就强行取缔。假如公办学校压力过重，应当实事求是，直面现实，能接收多少是多少，然后想办法改善现有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条件。有些学校确实条件差，有安全隐患，没有改造可能，应该取缔；但对那些有可能改造好的学校，政府应扶持一把。”
　　“改造起来，那得花多少钱呵？”我说。
　　“不给钱，可以给点政策呵。”他答。比如，能不能给打工子弟学校以村办小学的待遇？能不能政府批块地，租给打工子弟学校用，自建坚固适用的校舍。
　　在这次北京市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时，易本耀找过市人大代表、教委领导反映情况。领导安慰他说：你放心，我们不会把孩子弄到大街上。
　　但易本耀获知有三片取缔集中区：一是石景山的衙门口村，那个自然村有6000多个农民工子女，这一片有5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掉；二是海淀区西三旗，也是农民工子女比较集中的地方；三是大兴区的西红门镇，也有好几所学校被关掉。
　　“最厉害的时候，警察、城管去人，房东锁门，教育部门发通告，方方面面地挤压。有一所小学校，眼看没办法了，全校一千多个孩子，联名写了一封‘向吴仪奶奶求援’信；还有一所学校，是三层教学楼，学校被封了，上百个孩子喊着：我要读书！硬是把学校大门挤开，冲进了校园……
　　“我能做的，就是告诉记者，让他们去报道，让社会知道正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我的信念就一条：让可怜的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不能成为新文盲！”
　　“就是这个易本耀，最狡猾，变着法跟政府作对，还把我们比喻成蒋介石。”有关部门负责人忿忿地说。
　　早在2003年3月，丰台区强行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前夕，易本耀曾在校园的黑板报上介绍过陶行知生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陶行知先生在“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了晓庄师范。1930年4月，蒋介石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借口，武力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
　　“我现在，尴尬呵！”易本耀苦笑着说。
　　“在这次全市取缔风暴中，如果只从我个人、从学校的小集体利益上考虑，我可以明哲保身，装聋作哑，选择沉默。我的内心相当矛盾，确实挣扎过。”
　　“政府，尤其是海淀区政府对我易本耀、对我们学校全体师生是有恩的，特别是赵区长，可以说对我们恩重如山呵！当学校无处安身，走投无路时，三次拯救了我们，让学校起死回生。”
　　接着，他又掐手捏指地算道：海淀区只批准了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有我们一所。区委彭书记亲自带人来给我们捐款捐物，慰问教师节，那一年，他们带着海龙集团的人，一下子就给我们学校20多台电脑，还捐赠了一些图书和科普展品。就是今年在取缔的过程中，海淀区政府还给我们龚村和双槐树两个教学点投资了约170万元，进行房屋维修、电缆更换、建锅炉房等。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得凭良心呐！可是，在这次全市取缔风暴中，如果保持沉默，总觉得对不起几十万农民工子女。人干啥时间长了，都会产生感情，你想，如果大面积地关停打工子弟学校，那么多的小孩一下子去哪儿，怎么办？在这关键口，我必须说出真话、心里话。”
　　易本耀又讲，一想起当年丰台，强行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作法，就气愤。“不知又有多少家庭陷入不安，不知又有多少孩子面临失学辍学。”
　　岔开他的话，我问：“难道就没个人利益在里头？没了打工子弟学校，你们还怎么挣钱，岂不失业？”
　　“这12年来，我得了职业病，只要是扼杀打工子弟教育，就像是扼杀我的利益。至于没了打工子弟学校，还能不能挣钱，会不会失业，我认为，一个人既然能做好一件事，同样也能做好另一件事情。北京有几百万外地人，其中只有300多人，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如果人生只为挣钱，我早该去经商，而且收益不会太差。”
　　早有人说易本耀，你别打着为农民工子女的幌子挣钱了。
　　易本耀算账：拿我们龚村这所学校来说吧，多的时候学生是1030名，少的时候是960多人，按平均每学期1000个学生计算，每个学生每学期学费300元，一年两个学期，一个学生的学费是600元，学校年总收入60万元。交房租每年15万元，教师工资月平均3．7万元，一年工资总计44.4万元。除去房租和工资，剩下6000元，交水电费都不够啊。
　　这10来年能运转下来，主要靠两个办法：一是寅吃卯粮，比如预收下学期书费，这钱本来是交给新华书店的，学校先用，再不够，就预收新生的学费；二是靠社会方方面面扶持和帮助，来改善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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