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念奴娇》史实误用臆说

      《念奴娇·赤壁怀古》系于古名篇，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任团练副使时。在这首词中，有两处公认的史实误用，一是“赤壁”地名之误，二是“小乔初嫁”时间之误，作者的误用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呢?如果说有意，那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先说“赤壁”地名之误。一般认为，赤壁之战发生在蒲圻，黄州只有一个“赤鼻矶”，音同而已，并不是当年的古战场。但词中却写道：“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为什么这样写呢?是作者不了解这一史实吗？首先应该注意“人道是”三个字。“人道是”，就是“人人都说是”，既是借别人之口，就不存在称引谬舛的担忧。从这个角度说，作者写得很有分寸，很严谨。“人道是”还有第二个妙用。人们都希望历史上的英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关于这一点，有很多例子，有关诸葛亮居住地的“南阳”“襄阳”之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道是”就从侧面表现了人们对英雄人物的敬仰和怀念之情。而在词的上阕，也正好印证了对“千古风流人物”和“一时多少豪杰”的赞叹和羡慕。而统观全篇，“赤壁”地名之误更直接的作用，则是为写周瑜的英雄业绩提供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时空背景w 
　　其实，在占典诗间中，类似“人道是”的形式是一种常见的手法，这在苏轼之前和之后的诗人、词人的作品中都有例子。如： 
　　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
　　(唐)杜甫《恨别》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北宋)王安石《登飞来峰》 
　　寒云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欢避暑宫。
　　(金)王庭筠《黄花山》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南宋)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闻道”“闻说”“人道”等看似不准确的词语，其内容要丰富得多，含意要远远大于内容确凿的词语，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因此，“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属于生花妙笔，而绝非真正的史实误用。
　　再说“小乔初嫁”之误。在词的下阕，作者是这样总写赤壁之战中的周瑜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据史料记载，周瑜迎娶小乔是在他二十四岁时。《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有这样的记载： 
　　术欲以瑜为将，瑜观术终无所成，故求为居巢长，欲假涂东归，术听之。遂自居巢还吴。是岁，建安三年也。策亲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将，即与兵二千人，骑五十匹。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以瑜恩信著于庐江，出备牛渚，后领春谷长。顷之，策欲取荆州，以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乔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
　　赤壁之战发生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冬，当时周瑜三十四岁。这中间，整整隔了十年。时空如此错乱，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学识渊博的苏轼的笔误吗? 
　　词的下阕，作者首先极力赞颂周瑜少年英雄，“雄姿英发”四个字正是对周瑜精神面貌的集中概括。而上阕“赤壁”前冠以“周郎”二字，也正是要突出周瑜的年轻有为，风华正茂。从这个角度分析，这样颠倒时空，一方面可以起到以美人衬英雄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小乔”的特殊身份，突出周瑜的少年得志。《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里还有这样的记载： 
　　初，孙坚兴义兵讨董卓，徙家于舒。坚子策与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
　　初瑜见友于策，太妃又使权以兄奉之。
　　在《江表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孙权)其兄事之。” 
　　(周瑜)因谓干(蒋干)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內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周郎与孙氏家族的密切关系，而这样的关系，正是他得以实现雄心壮志的基础，在封建社会，臣子只有遇合于君王，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伍晓蔓在《江西宗派研究》中写道： 
　　北宋中后期的党争则建立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孰胜孰负，完全系之于君主的个人好尚，帝后的生卒沿革成为新旧二党此起彼伏的关键，缺乏理性的制约。这令新旧党争充斥着专横、残酷与冷漠，也令身陷局中的朝士遭逢数不清的惊涛骇浪。
　　对于这一点，苏轼的体会应该是很深刻的。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安石推行新法。因政见不合，苏轼出为杭州通判，又先后至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宋史，苏轼传》上说：“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蘗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羁押五个月之久，出狱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党争的旋涡打击着苏轼，但是，他虽有“人生如梦”的感慨，却始终没有放下对功业的追求，反而有热烈的向往，之所以会这样，这与苏轼复杂的人生观不无关系。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中写道：“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思想中的佛老成分，使苏轼在失意时能忘情山水，虽屡遭蹉跌，却达观放旷；而人生观的主要构成成分——儒家思想，则使他常怀兼济之志，即使身处困窘，也往往思君图报。他在《与李公择书》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苏轼怎能不羡慕周瑜的遇合呢？ 
　　在词中，作者对周瑜的羡慕是与对自己境况的悲叹同时生发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对周瑜的盛赞，自己与周瑜的鲜明对比，一方面凸显了自己的悲哀，同时也宣扬了人生的理想，张扬了生命的价值。因此，“小乔初嫁”之误也使得下阕变得起伏跌宕，荡气回肠：使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变得真切可感，呼之欲出。
　　诗词不同于学术文章。就诗词而言，作者借景抒情，或夸大缩小，都是合乎情理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两处史实的误用，不仅没有损伤作品的合理性，反而相得益彰，使作品实现了艺术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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