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说说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本色是诗人。诗人而兼一国之尊，于国于民是否有利，当然可以探讨。西哲柏拉图当年将诗人请出“理想国”，想必有他的道理。中国帝王史上真正堪称大诗人的，只有两位，魏武帝曹操和南唐后主李煜，其余种种，不过雅喜涂鸦而已。曹操雄才大略，鲁迅先生对他都敬佩有加。李煜则昏聩懦弱，以泪洗面，别说摆帝王的谱，质之以普通男人的标准，也难说够格。他如乾隆之辈涂鸦族，涉艺与做秀无异，书摹二王而格不肖，诗耽唐宋而气不逮，徒见雅音靡靡，情思昏昏，遂把父祖辈打下的铜铁江山，逐渐摩玩成一张柔丽宣纸。可见，诗人而兼国君，慨乎言之或可，概乎言之则非。比如开国之君与守成之主，生命气象就天差地别。后者不过赖先祖荫庇，皇袍加身匹似现代社会高中六合彩，除了有数几位中兴之主外，多不足挂齿。而前者，无论“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曹孟德，“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赵匡胤，还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毛泽东，都属人中奇杰，都能赖一己之力令江山变色。如果他们戎马倥偬之余还能不废吟咏，如曹操“登高必赋”，就有可能使诗章别生出雄杰超霸之气，令只知牢骚满腹的寻常骚客气为之夺。曹阿瞒诗情之豪迈沉郁通脱，向为世人称道。开国领袖毛泽东之气度、胸襟，或也当作如是观。当然前提是，我们先得对毛泽东作为诗人的地位、价值有一个客观探讨。说起来诗坛上的毛泽东与神坛上的毛泽东，历来有点夹杂不清。
　　的确，毛泽东太特殊了。他老人家当年每拿出一首旧作发表，百姓们都要欢天喜地一阵，不多久，它就会被谱成曲，在电台里反复播放。结果，这些本该按艺术标准鉴定的诗作（相信这也是毛泽东的本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竟无一例外地被推崇为“最高指示”的另一种发布形式，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明确信号。比如“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两句，就曾被政治敏感家断定为吹响了又一场革命运动的伟大号角。当年书店里各种毛泽东诗词注解本，也多以挖掘微言大义为己任，评家往往丧失了客观立场，以只有歇斯底里的畸恋才可能想到的语言，把毛泽东诗词一一升华到巍峨的政治高度和只有上帝亲自写诗才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度。与之相应，引导审美阅读的使命也惨遭蹂躏，它们也一次次地被评家的效忠热诚所代替，遂使对诗境的欣赏，对诗情的玩味，对诗句的推敲，一概转化为对“光辉诗篇”热情到无限程度的赞颂。所以，毛泽东作为诗人的成就究竟如何，一方面说者纷纭，一方面竟成了某种自明之物，可以无须说明、阐释、论证就高高在上起来，正如人们高呼“万岁”时也没觉得有必要论证“万岁”是否可能、是否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一样。如果我们假设毛泽东对当一名诗人有一定的自信，那些为政治动机而背叛艺术标准的评家，便有可能既侮辱了缪斯，又拍错了马屁。我估摸世上最能让毛泽东心跳脸红的美事，即是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据实道来，在全文不出现一次“伟大领袖”的前提下，只以诗人的标准对他作一番鉴定。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有感于“一部分说得不对”的评论（当然“全是好心”），认为“有说明的责任”，遂亲自作了一些“自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说明，乃是此前没有一位注家敢于指出的。也许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