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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与宋词的区别
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宋、元时,代有新变,诗之余为词,词之余为曲,各相争雄。文学史上所说唐诗、宋词、元曲,就是在形式、语言、风格上各具特色的三种不同的诗体。唐诗基本上是五、七言诗,词、曲则都是长短句。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最后两个阶段是词与散曲。词与散曲在本质上都属于诗,它们和诗一样,有着大体相同的渊源;共发生和发展都和音乐密切相关;它们都 既可唱可咏,又同样要倚声填词,合辙押韵,讲究形、音、意的俱现。词与散曲原本都是“民间物”,属于民歌一类,久已有之。其曲调,依民族的不同而有差异, 因时代的改换而有所变迁。它们的发展规律正所谓“人民创造,文人加工,新陈代谢。”词和散曲产生后都走了一条由俗到雅,由民间而人文人的道路。如同鲁迅所 说:“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
我们这里不谈诗,只谈当时词和曲这两种新诗体在内容、形式、语言、风格上的区别。
一、词和曲在内容上的区别
词与散曲,共主体并不属于浴文学,它们反映的大都是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和思想情趣。只有少数表现人民痛苦的作品,这是值得注意的。
就内容而言,宋词一般反映了:1.爱国的激情和抗敌的壮志。2.都市的繁荣和个人的享乐。3.世情的感伤和归隐的清高;4.丧国的悲恸和人民的痛苦。(人们对宋词知之较多,这里不例举了)
散曲是在师承诗词和宋金民歌、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从一开始在创作上就兼具了稚俗两种倾向,前者更多地接受了诗词的熏染,后者更多受到 了民歌的影响;再加上新的时代的条件和审美风尚的影响,散曲的美学形态与传统诗词就有了很大的差异。“词之异于诗也,曲之异于词也,道迥不侔也。”(王骥 德:《曲律》)由于“主旨”、“作意”的不等、不同,才导致诗词往往讲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元散曲则可哀可伤,敢怨敢怒,狂歌当哭,嘻笑怒骂皆成文 章。
元代民族矛盾尖锐,统治者执行民族歧视政策,对汉人、尤其是南人中的知识分子特别歧视,有所谓九儒、十丐之说。散曲作者们眼见政治黑暗,仕途险恶,在悲愤感叹之余,常萌洁身隐退之想。因而“叹世”和“归隐”成为元散曲的两个突出的主题。
如马致远《拨不断•叹世》:“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悟远近千官冢。一场恶梦!”同调《归隐》:“菊花开,正归来。伴 虎溪僧、鹤林友、龙山客、似杜工部、陶渊明、李太白,有洞庭栖、东阳酒、西湖蟹。哎,楚三闾休怪!”看破人间恶梦,遁人世外桃源,虽不过是一种幻想,却反 映了对污浊现实的消极抗议,马致远的这种思想感情在元散曲作者中有相当的典型性。至于他那首名作《夜行船•秋思》,则不过是把“叹世”和“归隐”的主题融 而为一,化为两部合唱罢了。
“叹世”的主题变奏是“讥世”、“刺时”,这类作品寄悲愤于慨叹,情怀激烈,一吐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