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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的迷误--访钱理群教授
摩 罗 　　
◎是培养人还是培养工具
摩罗：最近两年社会上对中学语文的关注与批评越来越多，不少报刊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有的出版社还出版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著作。因为对中学语文教材及其教学方法的批评，必须以特定的教育理念作为支持。把中学语文作为一个突破口，由此深入下去，全面地考察和检讨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也许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钱理群：教育方面的问题太值得关注了，也太值得批评了。我觉得49年以来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大的失误就是人口问题，这使我们现在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毫无办法；其次就是教育问题。而最近这二十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问题。教育方面所造成的恶果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教育的问题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也可以分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我们的教育失误主要表现在软件上。而软件上的失误更是一时看不出来的。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必定越大。开句玩笑说，毛泽东将是为中国历史留下最大问题的人，我的意思是指他在教育问题上的失误。
摩罗：我们姑且说是失误吧。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失误所造成的恶果实在太大了。比如在课程设置上，几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取消哲学课了。在人类的教育体系中，哲学本来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它是引导人们怎样认识世界，认识人类，怎样跟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精神文化财富沟通的知识。可是长期以来我们竟然没有哲学课。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用"马列"这么一个具体的学派代替哲学。实际上马列也给我们阉割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什么哲学。站在讲台上讲马列的，可能一千个中也找不到一个是研究马列的学者。他们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还相距遥遥，跟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的哲学这门学科就更是遥不可及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哲学课，这对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生活，对这个民族的文化想象力和文化发展，都有致命的影响。一个民族怎么能这么久没有哲学、一个民族的教育怎么能这么久没有哲学课呢？我记得在俄罗斯帝国最严峻的时期，即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曾经由一个将军来主管教育，停止哲学课达２５年。但要25年之后还是恢复了。可我们失去哲学课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到哪一天才能恢复，目前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
我对这个民族的精神状态的评价是非常低调的，我对自己精神状态的评价尤其低调。我们都感到自己的精神资源严重匮乏，有些东西我们觉得是十分宝贵的文化财富，却没法转化为我们的精神资源。我们没有一种基本的价值作为枢钮将它转化过来。我们精神上的这种荒芜状态，当然跟半个世纪以来的严酷历史有关，但其中有一个紧密相关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教育中长期没有哲学课。我们因此对世界缺乏基本的认识，完全被进行一种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训练所窒息。一旦政治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出现某种松动，我们立时就会失去信念、感到动摇和空虚。我们没有别的东西来填补这种空虚，即使企图去找点什么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因为我们没有哲学，没有对外部世界和人类文化的基本认识和理解。如果切断了一个民族与哲学的联系，也就是切断了这个民族与整个世界的精神联系。这样的民族多半是要堕入灾难的深渊的。
对于这种危险的精神境遇，我们很难说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但至少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感觉。要想对这一现象进行根本的反思，目前在精神上、学术上、政治上都难于做到。中学语文好象可以说是许多矛盾的交汇点，所以才有许多人将目光投到这上面来。可是，在目前过于功利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教育理念的限制之下，我们对中学语文的讨论能够深入下去吗？
钱理群：教育上的问题分为两层，一是制度的问题，二是教育理念问题。制度问题在目前显然还没法深入谈下去，这涉及一个靠谁办教育的问题，如北大曾经展开论战，讨论是书记重要还是教授重要。蔡元培的"教授治校"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但至少比现在这种方式要好一些。
摩罗：比完全的政府办学要好，我们现在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政府机关，大学尤其如此。
钱理群：现在是党委领导一切，教育本身体制化以后，教授与体制也会产生一种新的关系，但我觉得比党委领导要好。
在大学里面，培养目标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培养要求，一个是作为专门知识分子的培养要求。现代知识分子应有三大基础知识，第一是哲学，第二是数学，第三是语言，包括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看一个时期最热烈的学科是什么，一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某种特点。"五四"时期提出哲学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哲学应是解决对世界的根本性看法的，某种程度上也是解决人的信仰、信念、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的问题的。蔡元培就是坚持这种教育思想的。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热衷于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改革。在全国第一次教育讨论会上，蔡元培明确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提出"五育并举"的思想。一是军国民主义教育，大概指今天所说的体育，二是智力教育，三是道德教育。他认为这三者属于教育现象学的问题，明确提出这三者是服从于政治的，或用今天的话说是服从于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与此同时，必须还有一个超越性的、关于彼岸世界的教育，为此他提出了世界观教育。他认为这有两层意义，一是消极意义上如何看待物质世界，他告诉学生不要拒绝，不要逃避，也不要执迷于此。二是积极意义上要追求对人格的培养，对彼岸世界的关怀，培养学生超越政治和科学的东西培养起宗教层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