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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17日，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巴金走了 留下了他始终表达着的良心  这不是一个作家的离开是一个时代的离开
巴金先生离开了我们。
　　公元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市华山医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先生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于1904年。到今天，他洞察了一个世纪的世相人心，“五四”的血在他身上奔流了八十多年。
　　20世纪中国文化命运的见证人，中国社会命运的见证人，一个寻梦者、醒来者、反思者、批判者……随着10月17日的到来，似乎一切的褒贬都如风过峡谷，惟留呼啸之声。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先生曾经在20世纪的关键时期，数度感动过中国。
　　从前，他因为看清了旧世界的真面目，听到了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从黑漆大门的公馆里跑出来；在巴黎圣母院的孤寂钟声里，那心头的火从笔端喷出来，逼着他写起了小说。“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在为人类的不幸命运而痛哭，都带给当时的青年一种向光明走去的心情。
　　当时的巴金，也许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强烈激情，强烈的对于青春冲力的渴望却让他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把“人”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秩序中解放出来。他是幸福的，那一代的“五四”青年是幸福的。
　　先生以文学与现代中国同行，一向是被称作大师的，然而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误解。他始终崇拜的是革命家，他的理想本来是做一个改天换地的巨人，做一个以正义原则和自由精神重新整理地球秩序的英雄。在文学大师的光环下，他其实是一个热情磅礴的思想战士。
　　从1978年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写完最后一篇《怀念胡风》，暮年的巴金先生，以四十万白纸黑字，再现了民族曾经噩梦的场景。一部《随想录》，就是一部“遗嘱”般沉重深刻的“忏悔录”。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在彼时的中国，当世人奔赴物欲的盛宴如过江之鲫时，他却割裂了自己的伤口，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这个当代中国一度活得最痛苦最热情的老人，要从解剖自己入手，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
　　彼时的巴金先生代表了中国人“说真话”的勇气、“直面自我”的决心。20世纪的中国精神史，因为有了这种“求真意识”、“忏悔意识”，而奠定了新的高度。虽然，他用血和泪发出的警告，曾经被有的人看作杞人忧天。
　　柯灵先生曾将巴金先生的生平归结于两个字：一个是“真”字，“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笃实坦荡，表里如一；一个是“爱”字，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由、爱正义、爱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事业。巴金的朴素就是这样。他的力量就在于真实、简单、始终表达着良心。
　　如今，巴金先生远去了，世界的沧桑巨变再也不能进入他的视野。但就如他的朋友从前说的那样：巴金先生是一只雄健的鹰，他即使一言不发，也是一种威严，一种力量。在我们头顶的天空，始终有一颗被命名为“巴金”的行星闪光。
　　只要社会还需要蹒跚前进，只要文明还需要薪火相传，他当年许多探索性的思考和他始终表达着的良心，还会闪烁着先知般的光芒。
谨以此，悼念巴金先生。
这不是一个作家的离开是一个时代的离开
马龙·白兰度于2004年7月2日去世，他得到《纽约时报》这样一段伟大而忧伤的评论：这不是一个演员的离开，这是一个时代的离开。
永远是这样——一个时代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离开。刚才，就在刚才，那个维系老人最后一系游丝的吊瓶宣布无能为力，一个叫巴金的老人离开了，转身带走一个时代，他顺着《激流三部曲》的余音飘向虚空，把史无前例的白话文小说文本革命抛在身后。谁承衣钵？是否再走一遍成都正通顺街那条石板路？是否能听见一个叫“李尧棠”的圆脸孩子的哭声？是否连夜开车去一趟黄龙溪，看一看那棵古榕树下还有无梅表姐的倩影？或者是否站在卢梭铜像下抚摸当年文学青年的铿锵志向：爱真理，忠实地生活，对自己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