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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清华四大导师
  　　1917年，时仅24岁的梁漱溟应蔡元培邀请，到北大讲授哲学，从此正式开始了他长达7年的北大教师生涯。由于身份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由于他那篇发表于《东方杂志》的《究元决疑论》，梁漱溟从此得以结识许多学术界的名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对于和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关系，梁漱溟自己有一段概括性很强的话：“我同梁任公先生有往来，那个时候我同王静安先生，王国维也认识，也往来。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水，我在一个小时内我就听说了，我还跑去颐和园去看。可是我跟陈寅恪也认识，也有过接触，他也是学问很丰富，很多，我没有怎么样向他请教。赵先生我没有谈过话。过去的人物里头算是跟梁任公先生，梁启超曾经有过一段很亲近。”（《与美国学者艾恺的谈话》，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附录）　　一　　在四大导师中，梁漱溟与之交往最早者当属梁启超。　　同梁启超的相识并开始交往，是他1920年在北大教书的时候。当时，梁漱溟住在北京崇文门外花市。一天，梁启超带其长子梁思成与蒋方震、林宰平等人突然登门造访梁漱溟，使后者甚感意外。因为其时梁启超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人物、大学者，而梁漱溟不过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后生。　　原来，梁启超的这次访问，是看到《究元决疑论》后，又听了好友林宰平的推荐之辞，才对作者产生了兴趣。其深层原因则是出于对佛学的爱好。后来，清华国学院成立后，梁启超也曾邀请梁漱溟到国学院作过短时期的讲演。　　不过，说到梁启超与梁漱溟的交往，则首先要追溯到后者的父亲梁济（梁巨川）先生与梁启超的交往。民国初年，梁启超由外地到北京，当时只是北京城里一个普通官员的梁巨川，因为多年来一直十分敬慕梁启超，曾数次写信给梁启超，请求一见。奈何他人微言轻，梁启超没有回应。梁巨川就又写信给他，送上纸张扇面，敬求墨宝，还是如石沉大海。1915年，梁巨川把这件事写入他的《伏卵录》中。1918年，梁巨川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梁漱溟为此悲痛万分，竟收回潜心向佛之心，决心投身社会。1923年，他在编辑《桂林梁先生遗书》时，就将《伏卵录》先行送给梁启超看。梁启超看后十分感动和惭愧，就写信给梁漱溟请罪，自责当年对其父的怠慢：　　漱溟宗兄惠鉴：读报知　巨川先生遗文已裒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辞自讳饰其非。一言蔽之，字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桥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后读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自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绝如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益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兄于春秋洁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种俊佛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则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创，课业颇兆。又正为亡妻营葬，益卒卒日不暇给。草草敬复奉谢，不宣万一。　　启超再拜十月一日（1925年）　　此信写得十分真诚坦白，可见作为一代大师的梁启超，虽然名满天下，虽然有难以避免的怠慢之言行，毕竟没有失掉一颗赤子之心。梁启超的这种纯真的情感还可从梁漱溟讲的下面一事看出。有一次，梁漱溟去看望梁启超，发现后者正俯在案上，恭笔正楷地在裱好了的寿屏上写字，这寿屏正是他为老师康有为七十寿辰而作而写的。而在当时，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当然是梁启超讨逆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