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领袖罗家伦反思“五四”
作者:佚名 时间:2007/5/5 22:10:11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1272
做为这次事件中的\’五大领袖\’之一:罗家伦先生(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无疑也是当年多中国传统文化抨击的最为激烈的人物之一.
罗家伦为《新潮》杂志社的发起者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是5月4日当天唯一的印刷传单,"五四运动"一词,即有他在宣言中提出!
五四学子,不仅拒绝祭奠孔子,而且喊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甚至,另一学生领袖傅斯年主张\’去处国医\’,反封建是对的,但当礼仪廉耻,仁爱道德也被随之破坏以后,当中国的各类文化也被随之否定以后,‘文化破坏,道德沦丧’的结果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今的一些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不讲秩序,固然和当今我国的经济落后,文教落后有关,但也和传统道德的失落有关。一些文化的遗失,尤使我们难以面对东亚文化区域的民众,包括海外华人。如:中国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竟然不如韩国和日本,韩国竟想把‘仲秋节’纳入本国文化的专利。又如:大量的北京四合院被拆除,原先占地为1300万平方米,现在仅有300万平方米,挂牌保护的只有600多处。再比如:中国传统的礼仪,道德,气节和民族凝聚力,体现在韩国,日本,海外华人身上的多,而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少,我们是‘不讲礼貌,民性涣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尴尬。
值得欣慰的是,罗家伦先生在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后,明确指出:大学应该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他认为:“如果一个大学不能负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
他写下了宏扬民族文化的文章.重新论述中国文化的价值。
在此文章中,罗家伦首先提出了一个现实,即当今还有人不愿意承认的现实:中国并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就没有思想家了。罗先生把中国的哲学史分为五个阶段,即先秦的诸子时期,汉朝的儒学奠定时期,汉末至唐朝的佛学时期 ,唐宋的理学时期,以及明朝末年的朴学时期。
所谓朴学时期,是说‘明末清初,中国思想上又发生了大的变动。’此时 中国已与西方接触,耶稣会的教士来到中国传道,罗先生提到,那个时代中国产生了‘革命思想’, 他认为‘由于西洋科学思 想的接触,乃不再谈性理之学。如颜习斋、李恕等,均讲实用之学, 研究数学与地理学。’
但是,这些思想仅仅是‘在儒学部分终而变为考据之学。’‘在反对异族统治的部分,在思想上变成了民主主义。’罗先生列举了黄宗羲的 原君原臣,说他的思想乃是‘反对专制,比卢梭的民约论,早了一百余年。’由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很讲究考据,故称为‘朴学’。
在文章的后半部,作者总结了中华民族思想的特质,这位曾提出‘五四运动’这一名称的学者,开始大力的赞扬孔子和儒家。由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思想,变为继承传统文化的思想,诚然是一个不小的转化。
关于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第一是尚人伦。
罗家伦认为:‘中国思想最重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本主义的思想.’,而着一思想‘是儒家发达得最厉害。’。
文章谈及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的本质意义,绝不是目前一些人歪曲的‘封建余孽,保守思想’,而是‘各尽其道。君有君应 尽的责任,臣有臣当守的本分!’(日本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便推行君臣父子,各守本职)。
那么,孔子讲学的目的是什么呢?也不是有的人所说的:‘顽固的维护奴隶制度’,或者宣扬’剥削压迫思想。’孔子是为了‘发挥人性想建设一个最和谐最美善的人伦关系。’
第二,是去玄学。
罗家伦认为:‘中国思想少玄学的部分。孔子是见鬼神而远之,他的儒家思想里不谈宗教,只谈哲学的真理,伦理的哲学。’但是孔子也‘不否认宗 教,不反对祭祀。’孔子所指的天命,也不什么听天由命的命,算命的命,认命的命,乃是指‘真理’!
第三、是集大成。
罗家伦认为:‘这一传统也来自孔子,所谓集大成主义、是融和一 切。’
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外来事物?文章指出:‘因为这样(集大成主义),中国便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
罗先生还列举了西方的事例来比照,他说:‘在西洋,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比人和猿猴同一祖先,均引起西洋人猛烈的反对。1922年美国有一中学教员,即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在中国却没有。中国很乐意吸收他人好的思想。’
第四、与自然融合。
作者探讨了几个不同文明区域的思想特性,说:‘西洋讲征服自然,印度讲崇拜自然,中国则从了解自然之中,与自然 合一。’那么,中国有没有征服自然的思想呢?有。‘中国也有讲征服自然的,如荀子:大天而颂之,孰若执天命 而用之。此天乃自然之天。’ 中国自然科学不能发达的原因是‘但此说未盛行。’
五是主容忍。
当今一些人无理取闹,大骂中国人没有激进思想,没有宗教战乱,是中华民族没有活力的表现,这种‘精神不太正常’的呓语,竟然也博得了一些人的赞许。
罗家伦则不这样认为,他赞誉‘中国从来没有宗教的残杀。’历史上发生过的魏武帝、唐武帝、周武宗, 三武屠杀僧侣的事件,是政治的问题。‘如唐武帝杀僧侣, 因为佛教徒要叛乱。’韩愈、李德裕排斥佛家老,也是‘因为僧侣不生产,并非在思想上反对佛老的哲学。’作者提到当时的西北回教问题,认为‘那更是政治的 关系。’
六是爱大同。
作者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要到明末才发达。过去 中国所讲的,是治国平天下,想像中的是一个天下国,而不是狭隘 的民族国。’罗家伦对此很是赞赏,说正因为如此,中国‘没有偏激的国家主义,也没有国际主义,而是讲大同主义。’换言之,偏激,狭隘 的东西,已经被中国文化所排斥了。
罗家伦认为:‘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深置在中国民族之深处。’
那么企图破坏这种文化的行为,该叫做什么呢?作者毫不客气的称之为‘反动’。‘即使一时有残忍险恶的反动发生,但这是违反中国民族思想的素性的,要以一时的反动来淹没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更是不可能的。’
让我摘选此文的三句结语,来作为我文章的结束吧:
‘我们觉得世界欲生存,文化要光大。’
‘中国的思想趋向中和,崇尚仁义礼智, 在一个和谐的人伦关系上,建立大同的人类社会。’
‘这一种思想,既不 鼓吹仇恨斗争,也非厌世离世,在当前的世界上,实在是一条思想的出路。’
罗家伦先生早年欲‘砸烂孔家店’,其后却提出了‘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的口号。’身为五四运动学生的五大领袖之一,能这样重新看待中国文化,我劝那些名为给中国文化‘看病’。实为给文化‘找病’的人,不要再道听途说,执迷不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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