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选读教学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节选部分与《史记》原文整体之间的关系  　　 
　　《史记》部分篇目选编进教材时，并没有将该篇全部选入教材，而是有所删改。如《史记·刺客列传》原文共有五千多字，共写了五位刺客，而《史记》选读教材《刺客列传》仅选取了专写荆轲的内容，有三千多字。这样就有必要让学生了解原文整体内容，了解全文共写了五个刺客，有五千字，其中荆轲一人就用了三千多字。可见荆轲是司马迁在这篇文章中要表现的中心人物。正如清代郭嵩焘说：“史公之传刺客，为荆卿也。”它的第一要义是歌颂“士为知己者死”。这是让学生掌握背景材料，让他们有一个整体感。也可以先不提及这个话题，而是在学完全文之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司马迁写了五个刺客，而在荆轲一人身上就用了三千多字？作为拓展性问题启发学生深入解读文章。专诸为公子光刺王僚，豫让为智伯而刺赵襄子，聂政为严仲子而刺侠累，这三人都是一个下层人被上层人物所“知”，从而奋死不顾，这里反映了一种个人恩怨，是一种收买与被收买，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曹沫与荆轲则不同，尤其是荆轲，其活动与一个国家的安危兴亡紧密结合，因而已经超出了个人恩怨，从而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司马迁充分肯定对见义勇为、急人之难、扶助弱小、不畏强暴、慷慨磊落、不怕牺牲的行为品质的仰慕，也有自己在囹圄之中无人解救的愤慨。 
　　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让学生探讨为什么教材作这样的处理。《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重点写荆轲，主要是歌颂“士为知己者死”，表现了司马迁对这种行为品质的高度倾慕。这种探讨是深层次的，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解读能力。  　　 
　　二、《史记》的定位：“论治”、史学、文学  　　 
　　鲁迅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般认为这是指《史记》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但“无韵之《离骚》”是另有深意。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太史公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写《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论治之作”。斐然的文采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论治的要旨。太史公父子两人毕生的宏愿，是要在周公、孔子之后作出一部“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大著作，像《春秋》一样，是一部论治的经书，讲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有必要让学生知道《史记》的定位，其目的在于“论治”，其一家之言借史的形式发表。高步瀛云：史公之文，每一篇各有主旨。如《鲁周公世家》以相臣执政为主，《魏其武安侯列传》以权势相倾为主。学习具体文章时，必须与学生一起探讨其中的主旨，正确认识与评价太史公的“一家之言”。  　　 
　　三、“实录”与不尽“实录”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中引刘向、扬雄之言，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即“不虚美，不隐恶”，指记述态度严谨，反映事实准确；不仅善恶必书，而且恰如其分。对“善”不虚夸，对“恶”不隐讳。刘邦是一个“人”，他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和处理问题的才干，但也有奸诈圆滑、不讲信义的性格毛病。秉笔直书，表现了良史坚持真理的求实精神。必须让学生认识这一点。但同时也应让学生知道，《史记》叙事出现为数不少的不尽“实录”的情形。这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客观上是史料不足，周代以前遗存的文献本来就不多，司马迁据以编撰上古历史难免疏略缺漏。主观上是有意为之，《史记》仿《春秋》，重意轻事。为了达“意”，故意将一些可有可无、似是而非的人物写入传记，以表现自己的重要观念。如《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历史上有无其人还是个问题，但太史公将他们作为“尚让”的典范写入七十列传的首篇。应该通过具体实例让学生领会太史公不尽“实录”的原因与目的，以免让学生误解，以为《史记》全部“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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