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我良师——鲁迅的逝世、葬礼及病情疑点

　　鲁迅逝世 
　　1936年初，在严寒的气候中，鲁迅的病情加重，肩膀和两肋开始疼痛，气喘，发烧。6 月以后，病情更令人担忧。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5 日以后，“日渐萎顿，终至艰于坐起（日记）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一会见，只得由夫人许广平做耐心解释和转达意见。对于一再恶化的病情，鲁迅心里还是有数的。他在利用已经不多的时间加紧工作的同时，对身后之事，也作了一些考虑。在病中他写下了随笔《死》一文，刊于1936 年《中流》杂志第2 期。在文中，鲁迅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鲁迅还为自己拟了7 条遗嘱：“1.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2.赶快收殓，埋掉，拉倒；3.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4.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以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6.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36 年lO 月17 日，鲁迅病情急剧加重。到18 日清晨6 时半左右，他自觉情况危急，强行支撑坐起，给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写了一封短信，通知他“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并要他速请医生。内山完造和须藤医生匆忙赶来为其注射服药。但病情仍未有好转，除气喘咳嗽加剧外，双足冰冷，两手指甲发紫。午后，须藤又请福民医院的淞井博士和石井医院的石井医生前来会诊，并请护士田岛专门护理。几位医生会诊后，决定在注射强心针的同时，每隔30 分钟给鲁迅吸入酸素，以帮助其呼吸。医生认为，如治疗后二日内病情不恶化，即可度过危险期。18 日整个一天，虽然有医生全力抢救，但鲁迅的病情不断加剧。他躺在床上，喘息不止，呼吸困难，几乎不能说话。上午当天的报纸来后，鲁迅仍挣扎着戴上眼镜，将报上的《译文》广告细细浏览一遍才放下，此后就一直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10 月19 日凌晨5 时许，鲁迅的病情突然恶化，气喘加剧，呼吸急促，经注射强心剂后，仍然无效。5 时25 分，心脏停止了跳动。不一会儿，两个日本女护士走来，其中一人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鲁迅的胸膛，左右摇动，上下振动，想通过振动的方法使其心脏重新跳动。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悼念活动 
　　10 月19 日凌晨鲁迅逝世后，在他居住的二楼卧室设置了临时灵堂。他身上盖着一床粉红色的棉丝被，脸上蒙着一块洁白的纱巾。离床头靠窗的是一张半旧的书桌，上面杂乱地堆放着书籍、手稿，两支毛笔挺然地立在笔筒内，旁边是一只有盖的瓷茶盅。桌子横头放着鲁迅常坐的藤躺椅，床头床脚各有一架小书柜，墙上挂着一些木刻和油画。许广平首先将鲁迅逝世的消息通知了胡风，紧接着冯雪峰、宋庆龄也先后赶来吊唁。冯雪峰经与许广平、周建人、宋庆龄等人商量后作出两项决定：第一，由内山完造联系万国殡仪馆承办出殡事宜；第二，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并拟出9人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这个名单见报时，除上海一家外国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日文、中文版全文照登外，其他各家报纸都删去了毛泽东的名字。 
　　这时匆匆赶来一位名叫奥田杏花的日本雕塑家，他走近鲁迅床前，伏身打开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粘厚的凡士林油涂在鲁迅的面颊上，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现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小时，奥田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托起，面具上同时粘脱了十几根鲁迅的眉毛和胡子，鲁迅的面模做成了。当时又将面模翻注一具，交由鲁迅亲人留做纪念。上面带有鲁迅的7 根胡子，它不仅是鲁迅身体上的遗物，更重要的是保留了鲁迅的DNA。这就是目前陈列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鲁迅面模。 
　　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鲁迅的朋友、学生纷纷赶来。他们当中有沈钧儒、夏丐尊、巴金、赵家壁、孟十还、柯灵等人。他们默默地走上二楼的卧室，瞻仰鲁迅遗容。萧军径直扑到鲁迅床前，跪倒在地，号啕大哭。同来的还有女作家萧红。一直守在父亲灵前的周海婴，60 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场景时还无限感慨地说：“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和父亲一起谈笑盘桓，为父亲消愁解闷呢！而今天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记不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他的哭泣的。但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终难以忘怀。”下午2 点，得到消息的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欧阳予倩、程步高、姚萃农等人，来到鲁迅寓所拍下鲁迅遗体、卧室的镜头。下午3 点，在内山完造的安排下，万国殡仪馆来车运走鲁迅的遗体。  
　　鲁迅逝世的噩耗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各界人士的唁函、唁电如雪片飞来。为了悼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主将、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连续发出3 份电报，一份发给许广平，一份发给国民党政府，还有一份为《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电报对鲁迅的逝世表示了哀悼： 
　　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 
　　同时，对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 
　　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模范……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中共中央还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给鲁迅以国葬的待遇，并付国史馆列传，废止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根据各界群众的意愿和鲁迅家属的意见，治丧委员会决定，10 月20 日、21日两天和22 日上午，为各界人士吊唁、瞻仰鲁迅遗容时间；22 日下午出殡，安葬于万国公墓。10 月19 日下午，鲁迅遗体安放在殡仪馆大厅二楼。当晚，胡风、黄源、雨田、萧军4 人留在遗体前守灵。第二天一早，鲁迅遗体经殡仪馆工作人员稍加化妆后，移至楼下大厅。上午9 时，各界瞻仰遗容和吊唁开始。灵堂四壁悬挂着各界人士所赠挽联、挽词，门首缀以鲜花和布额，上书“失我良师”4 个大字。鲁迅遗体身着咖啡色绸袍，覆深色锦被，两颊瘦削，神采如生。遗体后为灵桌，上供鲁迅8 寸遗像一幅，四周有各界人士送的鲜花、瓶花及花圈，室内窗户均悬绒帘，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 
　　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断，宋庆龄、何香凝、苏联驻华大使以及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均亲来吊唁。来得最多是青年学生，他们大多读过鲁迅的作品，对鲁迅充满敬仰之情，闻讯鲁迅逝世后，结队前来瞻仰这位青年学生的导师。10 月21日上午继续进行吊唁。下午三四时，殡仪馆为鲁迅进行大殓。大殓时，在场者有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夫妇及女儿、宋庆龄、胡愈之、内山完造、郑振铎、池田幸子以及治丧职员30 多人。所有人向鲁迅遗体行三鞠躬礼，许广平悲痛至极匐地痛哭，其他人也为之落泪。殡仪馆职员为鲁迅更衣，内穿白绸礼衫裤，白袜黑鞋，外加薄棉咖啡色袄裤及长袍，外面加以同色棉衾，上覆绯色彩绣锦被。然后由许广平、周海婴扶首，周建人及女儿扶足，安置于棺内。棺为红色楠木，西式制作，四周有铜环，上加内盖，半系玻璃，露出头部，供人瞻仰。 
　　隆重葬礼 
　　10 月22 日下午1 时50 分，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民众自发地为鲁迅举行了“启灵”仪式。鲁迅的亲友及治丧委员会成员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等30 余人，肃立棺前，默哀、行三鞠躬礼。就在盖棺前5 分钟，著名画家司徒乔为鲁迅作了最后一幅速写像。然后由殡仪馆职员将棺盖封严，全体绕棺一周。接着，由黄源、姚克、孟十还、萧军、欧阳山、聂绀弩、胡风、周文、吴朗西、巴金、靳以、黎烈文、张天翼、曹天白等人扶柩出礼堂，移至灵车内，执绋者随车而行，聚至大门外整队。 
　　下午2 时30 分，送殡队伍出发。原拟定的路线是要经过上海的繁华区，但由于租界当局和国民党上海当局的反对，只好改为较冷僻的路线行进。其路线为胶州路、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到虹桥路。 
　　走在送殡队伍最前面的是作家蒋牧良、欧阳山，他们执掌着由张天翼手书的横额“鲁迅先生殡仪”。在送葬的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鲁迅的遗像，它是由画家司徒乔画在一块大白布上，其形象刚毅、坚定，栩栩如生。随后是鲁迅的两位侄女恭扶的鲁迅遗照，再后面是灵车。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人分乘4 辆汽车跟随其后。女作家草明、萧红陪伴着悲伤至极的许广平。 
　　租界当局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迫于鲁迅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和舆论压力，不敢公开禁止，就派出大批的巡捕和警察对送殡队伍进行监视。但是，送殡队伍所到之处，无数的市民伫立街头，悄然默哀。更有数不清的工人、学生，甚至小学生，加入到送葬队伍之中，使队伍出发时的6000 余人很快扩大到几万人。一路上不断有人散发纪念鲁迅的传单，高呼继承鲁迅的遗志、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下午4 时30 分，送葬队伍抵达万国公墓，在礼堂前举行了追悼会。蔡元培主持礼仪，沈钧儒致悼词，介绍鲁迅生平及成就。宋庆龄、内山完造、胡愈之等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政府迫害鲁迅。最后由萧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同仁和鲁迅晚年比较关心的《译文》等4 个杂志同仁作了简短的致词。在三鞠躬、默哀、挽歌声中，救国会的王造时、李公朴等人将一面由沈钧儒亲笔手书的白底黑字“民族魂”旗帜覆盖在棺木上，移置东首墓地，徐徐安置穴中，盖上石板并填土。明星电影公司专门派人跟踪拍摄了镜头，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临别，冯雪峰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安慰道：“将来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为周先生举行隆重的国葬。” 
　　20 年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隆重的仪式，将鲁迅的灵柩从万国公墓迁葬上海虹口公园。在挺拔肃穆的白玉兰掩映下，鲁迅的坐像巍然屹立，毛泽东亲笔题写了“鲁迅先生之墓”6 个大字。 
　　留下疑点 
　　关于鲁迅的病逝，至今仍是历史上一件悬案。鲁迅的突然病逝是他身边所有亲人甚至连他本人都不曾料想到的。因为从鲁迅所患“中等程度”的肺结核，还不至于致人于死命。根据资料记载：当时鲁迅所患病情还不到卧床不起的程度。1936 年10 月17 日上午鲁迅仍在上海施高塔大陆新邮9 号寓所内继续撰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纪念刚去逝不久的章太炎。午后，他一人步行外出拜访日本友人鹿地亘，离去已是傍晚，回家的路上又到内山书店坐了一会儿，晚上鲁迅的胞弟周建人来，两人谈到夜11 时。周建人走后，他心情烦躁，久久不能入睡，凌晨3 时半，病情加剧，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至19 日晨逝世。1949 年7 月，周建人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就鲁迅病逝的疑点说： 
　　许先生惠鉴： 
　　前日来信已如期收到，看后即交予马先生了。马先生屡电催，您究拟何时返平？ 
　　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指须藤——作者注）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窦之一。此种疑窦，至今存在。今您既在沪，是否可以探查一下，老医生是否在沪？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了。不知您以为如何？草此布达，敬祝健康 
　　弟建人启 
　　七月十四日 
　　同年10 月，周建人在《人民日报》著文，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日本医学界的专家泉彪之助闻讯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查阅有关资料，最后做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 
　　1984 年2 月22 日，上海鲁迅纪念馆邀集部分著名的肺科、放射科专家，对鲁迅1936 年6 月15 日所拍的生前最后一张X 光胸片及鲁迅的病历进行研究。专家一致认为，鲁迅的肺结核病属于中等程度，它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左侧肺大疱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腔，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而死。难道鲁迅的病状在其生前就没有诊断清楚吗？答案是否定的。 
　　早在1936 年4 月，在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的帮助下，请来美国邓医生前来会诊，经过他的检查之后的结果是：鲁迅患的是“结核性肋膜炎”。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立刻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大开，东西能吃得下，身体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10 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会死亡。他开出的治疗方法也很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都无须我亲自治疗。”他甚至十分肯定地说根本不用拍X光片，“经我的检查，与拍片子一样”。 
　　而为鲁迅主治的日本医生须藤却一口否定，采取截然相反的治疗方法，直到一个月后才抽积水。在治疗肺结核的过程中也违反常规。一般说肺结核病的活动发展期，按常识是应该抑制它的扩展。虽然那时没有特效药，但总是有治疗的办法。但是，这位日本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让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但却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果然不出那位美国医生所料，仅仅离他诊断半年后，鲁迅就病逝了。 
　　鲁迅的病逝为历史和后人留下了许多疑点，一直到现在还在争论。 
　　《百年潮》2007 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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