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国民素质不只是教育命题
作者:佚名 时间:2008/12/4 16:37:19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326
大概是人们说顺了口，周远清等人的建言到了媒体上却被称作“炮轰”，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他们在论坛上的发言更有分量。其实，所谓的“论坛”就是辩论场，阐述不同的观点是最基本的要素，何况指出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本是他们职责。虽然不知道周先生为何坐在了“原”副部长位置后才想起这个话题，却可以肯定，他看到了文理分科导致了中国“人文学者对科学的傲慢、科学家对人文的无知”，看到了文理分科“严重制约着中国教育的发展”。
这的确是个新闻点。原因之一是教育家的“炮轰”有冷幽默意味，就像太湖蓝藻爆发后，有环境学家言之凿凿地说是有人不注意环保的缘故，看似真知灼见，实际上是废话，只不过比套话、空话相对中肯而已。其二，基础教育阶段文理分科显然弊大于利，知识的不完整不仅影响人力资源结构，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这样的严重后果无人不知，但长期以来教育官员都在装聋作哑，即使有反对声音，最多也是在“论坛”上放空炮，因为他们知道，在应试教育的前提下，制订的所有规则都是为了迎合高考。
如果追溯中国基础教育的文理分科历史，就不能忽略“恢复高考”、“大学扩招”、“3+X”等关键词。这些被誉为“教育改革”的措施，曾经受到过很多赞誉，特别是1989后，教育体制改革负载了大量的政治语境，“教改”一度走到了中国社会改革的最前列。耐人寻味的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没有限制文理分科，反而使之愈演愈烈。按周远清先生的说法，“中学文理分科世界上只有中国这么做”，为什么这样做不得而知，只不过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显得太不符合逻辑。
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教育一直被称作“吃人教育”，历史上虽然也有过“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但自隋朝开创科举制度后，始终围绕着“学而优则仕”原地踏步。唐朝末年，黄巢屡试不第一怒造反，促使科举制度逐渐变革。总结了唐、宋的教训后，目不识丁的洪武帝担心读书人“犯上作乱”，他统一考题、统一格式、统一字体，“八股文”成为举子的唯一选择。在鲁迅和吴敬梓笔下，旧体制培养出的知识分子清高而谦卑、迂腐而圆滑，这一形象后来被称作了“儒雅”。而正是这些“儒雅之士”担当了国之栋梁后，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使之变成了封建统治者洗脑和培养奴仆的工具，由此严重阻碍了社会文明的创新和发展。
高考与科举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不过文理分科似乎传承了八股的基因，只要学生选择了某一学科，就等于选择了一种考题、一种格式、一种命运。过分的工具化和功利化，又使中国教育走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怪圈，并培养了一大批自私冷漠、没有健全人格的“人才”。类似马加爵那样的事件不必赘述，据2003年5月21日《青年参考》调查报告显示，某地女大学生直接或变相卖淫的比例占到了8%以上。虽然这篇报告曾被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斥作“假新闻”，然而，从今年上海、杭州、武汉、成都等地破获的女大学生卖淫团伙的情况看，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已经无可争议。
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大学生贪图享乐不计人格尊严？当然是占据教育主体的应试制度。“考试机器”一旦发挥到了极处，就会停歇下来自我休整，反正已经进入了“上品”行列，能享乐则享乐，不能享乐创造条件也要享乐。由此看出，这种心理残缺的主要病灶不是文理分科，而是教育的功利性让人明白了考上大学意味着什么。即使理科生普遍缺乏人文情怀，文科生普遍欠缺科学概念，科学与人文出现了深度断裂，文理分科又怎能承载“降低国民素质”之重？
实际上，关于“国民素质”话题由来已久，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是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2007年8月前后，网上曾掀起过一次“国民素质讨论”，有学者称“日本的国民素质领先中国30年”，一度引起了很多网民的不满。而事实证明，日本的社会秩序和创新能力让人感到了教育的重要性，200年前教育家福泽谕吉的一本《劝学论》至今仍然畅销不衰，所谓“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为日本富国兴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蔡元培先生有言：“教育乃兴邦之本。”这话展开来说，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一个国家就不可能获得世人的尊重。客观而论，在社会转型时期教育制度出现偏差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有人明知其害却一意孤行，甚至有人故意把失误归结到一些旁枝末节上。翻开历史这本教科书就不难发现，历代类似事例并不少见，但他们终究是“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唐太宗语）。总之，不彻底革除弊政，提升国民素质则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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