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何爱情眷侣中多跳出“恶婆婆”
作者:牛华 时间:2009/7/7 7:25:36 来源:会员原创 人气:399
《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对一心事母、勤于家务、性情温良的刘兰芝就是百般刁蛮，任凭两个人的委曲求全，丝毫不改固执的坚持，一对佳人劳燕分飞，最终以死殉情，结果焦母在几乎所有的语文教参中被千夫所指，其形象一下子转化为封建家长专制，甚至是封建恶势力的代言人，个人行为一下子上升为社会典型，可见影响之大，一个“恶”字难辞其咎。同样是才子佳人，陆游和唐琬的爱情故事因两人的《钗头凤》传唱至今，他们的爱情遭遇被广泛的同情，并没有因为两人不彻底的抗争，甚至是妥协而遭受唾弃，反而是千百年来被世人深深地感动着。而那个罪魁祸首毫无疑问地安在陆母的身上，也许因为人们对陆游这个诗人长久以来的尊敬，况且陆游自己又是孝子，所以并不曾对其母大加鞭笞，但是心里的怨恨和愤懑并没有因此排解。这桩爱情悲剧显然又是封建家长在作孽，家长成了阻碍一切美好事物的恶势力。甚至只要是封建社会，那么家长必然是阻隔世间情爱的一堵高墙。由此可以推出，家长的个人行为，首先是那个社会形态下的必然产物。因为我们学习的凄美爱情故事都是来自前人的真实际遇，所以那必然是诸多古人共同遭受的精神苦难。笔者以为这样的分析过于政治化，那个社会下也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它首先是一件家务事，青年男女的爱情理想首先碰到的是坚硬的生活现实。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生活现实首先是婆婆们差不多都是单亲，孤苦伶仃养儿长大，无论是情感依赖还是生活指望，儿子都是唯一的寄托和希望。突然在新妇到来之后，情感霸权被打破,儿子的爱被一点点转移到妻子那里。这时候如果站在婆婆的角度，就会发现，婆婆在内心深入或多或少对儿子爱的流失感到失落，爱的天平稍微倾斜，婆媳之间的矛盾就会升级，这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忌妒心的表现。年轻貌美的妻子整天出现在人老珠黄的婆婆面前，同样作为女人，那种心灵深处潜在的比较必不可少，于是矛盾激化的最终结局差不多都是以代表伦理纲常的强硬势力取胜，但是这又是活生生的现实外化。
另外一个初衷，就是婆婆们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前途着想，而这一前途考虑又与儿子的志趣追求大相径庭，母子矛盾最后酿成家庭悲剧。陆游唐琬夫妻仳离悲剧，主要表现为母子矛盾，母亲要为儿子谋取的前程，她听信堂侄陆仲高出谋划策，为陆游在杭州谋求官职，这就要陆游向秦桧低头，这是陆游绝对不能接受的。唐仲俊（唐琬之父，陆游的岳父）修书邀陆游到福州去担任府尹的幕僚，与忠义之士们共谋恢复中原（陆游确然在福建当过幕僚），这是符合陆游的理想追求，而且要偕唐琬一起去。唐琬颇受陆游影响，当然赞同。陆宰也认为这是儿子谋求前程的最佳方案，也予首肯了。可是母亲的态度截然不同了，两个儿子已经外出，最钟爱的儿子又要远走高飞，而且带着妻子投奔到岳父那里去，撇下二老不管，这是做母亲的不能忍受之事。母亲的个性很强，儿子的个性也很强，闹得矛盾冲突不可调和，发展到婆母迁怒于媳妇，如唐琬那样成了母子矛盾的替罪羊。而刘兰芝所嫁的焦仲卿，是“侍宦于台阁”的府吏，在政府机关任公务员，也算是吃皇粮的官人，而刘兰芝纵然窈窕无双，女红和琴棋书画什么都能,但毕竟门不当户不对，对儿子的仕途并无多大的帮助。所以焦母才劝说儿子“慎勿为妇死，贵贱何情薄”。毕竟在那个时期，乃至现在，儿子的前途关系到做母亲的后半生，前途无望，母亲的后半生等于无枝可依，而谁会拿半辈子生活作赌注呢？
在封建社会中，未嫁的内侄女儿，到姑母家里来比较自由，受到抚爱，一旦当了媳妇，就得恪守媳妇规矩，不那么自由了。 无独有偶，《浮生六记》里沈三白的妻子，也是被姑母兼婆母所驱逐。不过唐琬嫁给陆游，仍然以为唐夫人是亲姑妈，少有顾忌地随同陆游一起游山玩水，喝酒吟诗，甚至同听歌妓唱曲，受到唐夫人“放纵丈夫堕于学”的责备，唐琬是有所闻都与陆游言，外柔内刚的唐琬，一心扑在陆游身上，不知不觉种下了为婆母所不容的祸根了。从《孔雀东南飞》文本中看不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有什么表亲关系，可见两人或许因为媒妁之言而成，但还有相当的感情基础。深得儿子满意的女子却并不是婆婆严重的理想儿媳，酵母心中已有满意对象，那就是东家的秦罗敷。母子俩人的审美理想和个性选择在碰车，虽然婆婆媳妇各有各的好，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够同处一屋檐。
唯一要对封建社会进行倾诉的就是封建的伦理纲常，唐琬被休主要是因为举动太过随便，没有居家过日子的意识，整天能做的就是和陆游诗词歌赋，浪漫度日。而刘兰芝可能主要是结婚三年，没有生育，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兰芝占着不孝之一.也是在古代女子七出之列。另外和唐琬一样的就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这被焦母看不惯也是在情理之中。当然有时候很多的媳妇不被接纳，纲常可能会作为主要的借口，但对于单个家同来说，最主要的原因也还是个性认可和感性喜恶，因为只有小家的和谐，才能促成整个社会的向前推进。
以上原因，是笔者对“恶“婆婆原因的一些理解，婆婆其实并不是本质的恶人，只是在我们所认可和同情的是是非非里，她首当其冲站在了善的对立面。但他个人的行为并不能代表那个社会下集体的行为。跳开那个时代，把那样的现象尽可能的生活化，人格化，也许这样更能激发读者对文学“缘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深刻认识。因为生活化、人文化的解释才是真正到达文学灵魂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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