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语文教育的批评引起共鸣
对语文教育的批评引起共鸣
深圳作家杨争光的长篇小说新作《少年张冲六章》,自6日在北京正式首发后引起极大关注。这部描述当下少年问题的文化反思之作,在当天上午的专家研讨会上被赞为“2010年最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之一”。6日晚上,杨争光又来到北京大学,与书中“张冲”的原型——作为“90后”一代的中文系学子们,畅谈创作内外的现实之痛。
杨争光返回“文学现场”
作家回到创作原型之中,通常被称为返回“文学现场”。在面对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子的时候,杨争光也有一种回到创作“现场”的错觉,“全国各地的学生都想考到这个学校来,而这本书恰恰跟青少年的教育发生了很大关系”。
正因为此,当天的现场交流格外有共鸣。很多同学已经第一时间读完了《少年张冲六章》,“看第一章的时候,你会以为这是一个乡土小说,到了第二章,发现原来所谓的‘六章’,不是一个时间结构,可能是一个空间结构,”一位硕士研究生说,第二章是自己看得最“爽”的一章,比如其中写到的两个老师,有可恨之处,也有可同情的地方,到后来跟张冲成为“哥们式”的朋友,“让我想起山东的基层教育也不那么发达,也会遇到这样的老师,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
有趣的是,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提到,《课文》这一章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把《课文》专门写一章,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杨争光说。在这本新书里,他以“罗生门”式的结构方式,把张冲的故事从六个角度讲了六遍。尤其是《课文》一章,按照一个普通中国孩子受教育的时间顺序选了33篇语文课文,“从课文的角度也可以看到一个孩子戏剧性的成长过程”。他说,选《丑小鸭》一文,是因为它曾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寓言在几代人的课文里都有,但几十年过去了,对它的解读始终是误读。”通过自己的全新解读,杨争光曲折地说出了对中国语文教育的质疑与批评。
“张冲是个知识分子”
当天出席座谈会的还有三位特殊的“北大老校友”,来自塞尔维亚的德拉加纳、来自法国的石雷与陈湘蓉夫妇,他们都曾致力于将杨争光作品翻译、引介到西方社会。
一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坛之间的隔阂,往往被认为是缺乏优秀的翻译家。如何表现中文里特定的“土腔”?古典文学翻译怎么处理?
陈湘蓉表示,一些土语的翻译其实不存在障碍,“表达的时候,我们也会找尽量相似的如法国北方农村的方言来一一对应”。她强调说,完全一对一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译者的努力,拉近东西方文化的距离,“翻译传递的不光是文字,还有风土人情。当语言里交代不清楚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加注解。”
据了解,石雷与陈湘蓉夫妇翻译的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的法文版已经出版,他们还翻译了杨争光的好几个中篇,也都深受法国读者喜爱。
座谈会上,文学翻译家德拉加纳对《少年张冲六章》这部新作很感兴趣。1979年就从南斯拉夫来到北京大学留学的她,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已有了深刻了解。阅读这部作品之后,她对“张冲们”的未来及解决方案提出了疑问。“张冲是个知识分子。假如张冲是个逆来顺受的孩子,他或许就不会是这样的命运。正因他有思考,能独立提出一些见解,从别人默认的生活方式中,他看到了不正常,所以才走上和社会对抗的道路。那么张冲究竟该怎么做?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触及全球性教育话题
杨宏海是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这次他专程赶往北京参加《少年张冲六章》的北大座谈会。“杨争光用这部作品参与了目前国内最热闹的教育体制改革的论证,我觉得这句话不过分。”座谈会上,杨宏海提起自己最初阅读这部作品的感受,“我突然想起了《狂人日记》里的‘救救孩子’,《班主任》里的‘救救孩子’。这个话题可能有点远,但是我觉得也很近。”他指出,这部作品让人震撼的同时,又给人带来一种十分惊人的无力感,也就是说,我们都对现行的教育体制无能为力。在他看来,张冲只是一个有着求异思维的“怪才”,却被这个教育体制逼上了绝路。
“由此我想到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许多写作能力很强的孩子,往往都存在偏科问题,比如15岁的女孩赵荔就和英国的创意大师约翰•霍金斯合作写了一本书,她可以用英文写作;又如年仅16岁的中学生袁博与腾龙堂动漫公司合作,制作深圳首部原创动漫《鸵鸟家族》。”杨宏海认为,将来深圳要出真正的优秀人才,必须要给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张冲们”留下更多宽容。
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是当天座谈会的主持人。一直致力研究大众文化的他认为,“通过《少年张冲六章》这个故事,我们对人的生命,对生命本身有了更深的感悟。”他指出,每一个刚刚脱离“张冲”式躁动不安的年轻人,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部小说不仅在北大有意义,在中国有意义,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尚未解决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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