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你会成为你曾最痛恨的那类人？

　　中国向来缺少悲剧，喜欢的是大团圆。孔子评价《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所以追求大团圆的结局。鲁迅先生愤激的指出，大团圆的实质是“瞒”与“骗”，是丧失了直面生活真相的勇气，不敢睁眼看世界，故而只能一代代唱着古老的歌谣。所谓的生活只是在重复，重复以往的故事，所以黑格尔尖锐评价说时间对于中国人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也说“百代皆行秦王政”，逃不脱的是历史的轮回。今天又有多少人的思想还停留在“秦王政”呢？
　　悲剧意识源自于西方，最早是古希腊诞生了悲剧。随着中西文明的大碰撞，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看世界，悲剧也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国学大师王国维大概是比较早意识到悲剧价值的，他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信奉悲剧对人的一种净化作用，悲剧美能使人脱离一切利害关系，得到暂时的平和。这就是审美超功利说。如果说王国维在理论上的艰辛探索是做了松土的工作，那么曹禺的《雷雨》则是这块土地开出的一朵新奇的花。《雷雨》的出现意味着中国人对于命运的苦苦追问，寻求人生痛苦的解脱之道。
　　1、 生命真的是一场轮回吗？
　　《雷雨》是一场大毁灭，无论善恶、美丑在一场雷阵雨中同归于尽。命运的无常和残忍在此显露无疑。而悲剧中的悲剧尤在于命运的轮回。周朴园无力与命运抗争，他选择逃离，在他乡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但命运并没有因他的妥协和逃离轻易放过他，三十年后，他的小儿子周冲又重走他当年的路。古老的歌谣又一次在周公馆里响起，一场尖锐的对立在周公馆上演着。可谁能想到这个周冲所痛恨的父亲，在三十年前正做着周冲今天所做的事。那个留德回来的周朴园被爱情撞了一下腰，爱情让他勇于冲破一切世俗的观念，只为守护心中那份神圣。可命运露出狰狞的面貌时，所有的努力化为东流水。原本自信满满的周朴园发现自己在命运面前只是个弱者，他无力保护自己的女人，眼睁睁看着“落花流水春去也”，他唯一能做的只剩下在大年三十风雪交加的夜晚，拿着梅侍萍的绝命书，手里紧紧揣着她的一只鞋子，徘徊在河堤，无语问苍天，惟有泪千行。
　　三十年过去了，周朴园在岁月里被命运同化了，在周冲眼里他已经成了冷酷无情命运的化身。我们不无悲哀地发现，周朴园已经成了他年轻时所最痛恨的人。人生还有比这更最讽刺意味的吗？更具悲剧色彩的吗？我以为《雷雨》最震撼人心的，也是最深刻之处在于周朴园。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周朴园的影子。我们或多或少背叛过少年时的理想、信念和情怀，走出半生，回首，我们已辨认不出来路，更看不清去路，戴着面具挣扎在滚滚红尘里。谁的青春不是那敏感、热情、单纯而有冲动的周冲呢？可不要忘记，今天的周冲就是三十年前的周朴园。可三十年之后周冲会在哪里？又会成为谁呢？会不会是另一个周朴园呢？还是走出一条全新的路？这个问题实在是让人为难乃至绝望，于是曹禺周冲选择在雷雨中的毁灭，从而让他永远停留在美好的岁月里，成为善良人们永远的怀念。正如周朴园纪念那正处美好年华且纯美心灵的梅侍萍一样。
　　面对命运的横逆，周朴园在无力抗拒中选择和命运合谋，并异化为原先自己所所最痛恨的人，梅侍萍为了儿子选择屈辱的活着。周萍、周冲和四凤面对命运的魔爪悲壮的自我毁灭。那谁能打破命运的魔咒呢？鲁大海，周朴园那个被丢弃的儿子。他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他成了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一生的使命就是埋葬他父亲为代表的旧时代。这确实在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因为中国文化绝不支持亦不容许这种弑父情节的出现和存在。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岂容动摇！对于旧时代来说，鲁大海就是雷雨的象征。雷雨在毁灭中蕴含生机，毁灭旧的时代，孕育新的生机。后来的历史显明鲁大海们确实像雷雨一样，他们毁灭了周朴园他们的时代，创造了自己的时代。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的却是更为荒唐的世界。走不下去的鲁大海们只得重新请回周朴园们，是为“改革开放”。结果就是鲁大海们的阶级弟兄----工人弟兄们成了史上最大规模下岗潮的牺牲品。得到的是刘欢一首慷慨激昂的“人生豪迈，从头再来”，他们的身影在权力与资本的觥筹交错中被遮蔽了，谁在乎他们呢？在一切向钱看的喧嚣中，谁能听见他们的悲泣与凄苦呢？历史再一次上演着轮回，鲁大海们的理想光环被历史的风雨吹得满地的狼藉不堪，让人不由得感慨：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我们似乎看到命运在历史的深处露出诡秘的笑容，冷眼看着芸芸众生的自鸣得意。
　　2、 余华：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人生是否还有突围的可能？二十世纪末，余华带着《活着》向我们走来。余华为何创作《活着》？他在《活着中文版序言》中提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作者，作者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于是就有了1992年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文学杂志《收获》上的《活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讲确实是很难的一个时代，个体在时代的变迁中，犹如一叶扁舟出没惊涛骇浪中，一个巨浪过去了，但你不知道下一个巨浪何时来，从哪儿来。命运的莫测在此显露无疑。时代的磨难不断挑战着人的心理底线，磨砺着人的神经。多少人沉没于时代的洪流中，多少人以死抗争只为捍卫人格的尊严。那些与时俱进的弄潮儿自以为是人生赢家，在肆意践踏中享受着罪性的快感，却不知下一个牺牲就是自己。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陷入了空前的内斗之中，在最高领袖心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这样时代的漩涡里没有谁可以幸免于难，也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人人是受害者，人人是加害者。全民疯狂终于随着伟人的撒手人寰而中断，只留下一地鸡毛，满目疮痍。荒芜的心灵渴望慰藉，千疮百孔的灵魂亟待医治，于是余华来了，带着他的《活着》，带着灵魂突围的雄心闪亮登台了。
　　《活着》有一个雄心，要给苦难中的人们找到一路可走的路。为此余华不惜将种种极端的生活遭遇加诸福贵身上，在命运的连翻变迁中探索着人性的深度、广度和韧性度。鲁迅也曾做个如此的尝试，我们平时谈论一个女人命途坎坷时，我们就会说她的命像祥林嫂。鲁迅受马克思的影响，所以他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人的命运。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祥林嫂悲剧命运在于她被一层一层从社会关系中剥离，从小被剥离家庭，之后两次因死了丈夫和儿子被家族剥离。她的苦难并未因此结束，因嫁过两次，她被神圣的礼教剥离，最后因不住向人倾诉苦难，整个鲁镇抛弃了她。祥林嫂就这样被社会关系整个剥离了，她成了孤魂野鬼，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鲁迅只负责告诉你病了，“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却不负责治病。
　　余华的意义在于，他从鲁迅止步的地方开始了他的思考。他所思考的是：祥林嫂们可不可以有一条不一样的路可走？余华借着福贵在艰难跋涉着，实践着。福贵身上承担了一个男人可能经受的苦难的极致，他该如何来面对这一连串的悲剧？历史上李清照也遭遇了福贵般的命运，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巨变。应该说李清照经历的苦难比祥林嫂更多更大，也更难，是什么拯救了李清照？是文学！是李清照非凡的文学素养把李清照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是文学净化了苦难，是文学使她具有包容承受苦难的心灵。李清照晚年的诗词皆是心灵包裹、缠绕苦难而孕育出的璀璨珍珠。温暖着历代遭受厄运的知识分子悲苦的心灵，如寒夜里晕黄的灯光慰藉着孤独的旅人，给他们留一份希望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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