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语文教育十大偏失—— 对九十年代语文教育大讨论的全面回答

　　换言之，学生学习母语的过程，首先是一个丰富自我精神经验、培育自我精神、形成自我个性生命的过程，是本民族文化的一个教化的过程。其次，才是一个语言（言语）能力的训练和提高的过程。－－－我们在理解上和表述上是这样说，实际上二者就是一个过程。前者是一种“人化”教育，后者是一种“公民能力”训练。百年来，我们在认识和把握母语语文教育的本质时，一直只认识到它是一种技能训练，如同游泳、打乒乓球一样的一种技术行为（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明显是不够深刻的。
　　当然，好的语文教育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是训练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言语）能力（听说读写思等）。但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鲜明特征，是分内外两层的。外在，是语言（言语）“能力”（听说读写思等）提高；内里，却是精神经验的丰富、个性生命的成长、生命本体的活跃、文化涵养的加深。所以，如果，语文教育不认识到、不着眼于“内里”，即语文学习者的精神经验的丰富、个性生命的成长、生命本体的活跃、文化涵养的加深，那么，“外在”的所谓语言（言语）“能力”，也就绝难形成；进而，整个的语文教育也就必然“少慢差费”。一句话，语文教育，如果不着眼于“人化教育”的这个“内里”的机制，那么，作为“公民素质”的“听说读写”的“外在”“能力”就会成为无本之木。简言之，着意于“精神”，得益于“技能”。
　　说语文教育（母语的）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教育”。这决不是说它是一种“思想教育”。“精神”与“思想”是两个有联系而又明显不同的概念。“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人有了精神才可以称作人，精神是人之本质。“思想”是“精神”的高级阶段，而“精神”则是“思想”的生命基础。“思想”是一种固化，“精神”是一种自由。“思想”多是理念的，逻辑的，他人性的，群性的，意识形态化的。而“精神”，则是自我生命的，是私人性的，个性化的，感性与理性交融的。“思想”只是人本质的充分性，人无一定“思想”不妨碍人成为人。“精神”则是“思想”的必要性。“精神”比“思想”广泛得多、宏博得多、活跃得多。有了一定语言（言语）的孩童少有深刻理念状态的“思想”，但却有高度活跃着、奔涌着、烂漫的“精神”，这是因为他掌握了语言（言语）（尽管很简单），是语言（言语）构筑了他的“精神”。也就是说，人的接受语言（言语）和人的精神的生长、成长，几乎是同步的。 
　　这也就是，我坚决不同意把语文教育的本质，定性为是“语言（言语）技能”＋“思想教育”，或“语言（言语）技能”＋所谓“人文精神”（那种基本等同于思想教育的“人文精神”）教育的原因。 因为这种所谓的“加”，是隔绝着的两种东西的“捏合”。也就是说，这种认识，从起点上就是错误的。我所说的“人文精神”与“语言（言语）”，完全是一种东西，明确说，语言（言语）即精神，是一体二名，因而绝不是“加”。 
　　可是几十年来我们中国的语文教育一直只认识到它的“技能”这个层面的肤浅的意义，没有认识到它的“精神”层面的深刻意义，这是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最致命的盲点！
　　说语文教育就是精神教育，这只是一个“课程的定性”。决不是在语文课中放弃“语言（言语）”这个最基本的“抓手”，不但不放弃，我们在语文教育中还要更紧地握住这个“抓手”，通过此，来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言语）应用能力并从而奠定人的精神根底！
　　有人会说，若这样说来，数、理、化、史、地等诸多课程，都可以说是“精神”培植课。不对。对人的精神说来，其他课程，只是“辅助性”地诉诸于人的精神,而语文课则是“根本性、本体地”建筑起人的精神；其他课，是“精神的拓展课”，而语文课则是一种“精神的奠基课”。人的精神生于语言（言语），唯有语言（言语）才是人的精神起点。其他课程只能在语言（言语）这个起点上进行。即，数理化等课，是以“语言（言语）”为基础和凭借的，通过“语言（言语）”传播了世界的诸方面的知识，从而“拓展”了人的精神空间，并且它们基本是理智型的。如数学课从逻辑方面拓展了人的精神世界，物理课和化学课分别从物质之间的关系和物质的属性方面拓展了人的精神世界，地理课是从空间维度拓展了人的精神世界，历史是从时间维度拓展了人的精神世界，如此等等。而语文课，是通过“语言（言语）”根本性奠定了人的“精神根基”，它主要是情感型的，尤其由“语言（言语）”奠定一个人一生的“精神底色”！“拓展”与“奠基”明显不同，“辅助性”与“根本性”不同。请千万注意，我只是从“精神”一个方面来说各课的对“精神”的作用，绝对无贬抑其他课的意思。
　　这种语文教育本质的观点，可以概括为－－“文就是道”！既不是“文以载‘道’”，也不是“文以交际”，又不是简单的“文‘道’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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