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纪行（外一篇）

　　夏历五月之初，作家张石山之父三周年祭，我因回乡祭奠。虽只短短一天的行程，却勾连起我内心深处潜伏多年的对乡村乡情的诸多感念，遂记之。
　　三周年考
　　在民间，人死后三周年的祭奠仪式是极隆重的。人们甚至从后辈在对待这一仪式的规模、态度，来断定活着的人是否对死去的人心怀追念和孝道的厚薄；而操持祭奠大事的后人，一般也要从这一礼仪中，尽力炫示自己的如今的尊荣和对先人、乡邻的超越。于是，在这里应外合的激荡之下，一般人家对这关乎自家在村里邻人眼中体面和尊严的“大事”，都是要倾了人财物力而尽力操持的。
　　三周年这一民情风俗在我们那里由来已久，至今不辍。渐渐地，我还发现，在中国广袤的农村，从北方到南方，许多地方都保留着这一传统。人死后为什么要过三周年呢？为什么是三周年而不是二或四周年呢？我于是有所留意起来。
　　《论语》记载，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话是孔子说的，但是不是就是孔子创立的呢？好像不是。因为这句话是孔子答他的学生宰我问时说的。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期可已矣。”这就说明，有“三年之丧”在先，孔子之说在后。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曾认为“三年之丧”是出于孔子的创制。但他后来根据傅斯年的考证，于《说儒》中，又认为是殷朝时已有这样的风俗。这似乎印证了我的疑惑。但不然，紧接着，郭沫若撰了《论儒家的发生》一文，言词颇犀利地反驳否定了胡适之说，并又将“三年之丧”的“始作俑者”归于孔子。
　　胡、傅、郭三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兼容古今、并蓄中西、治论严谨的学问大家，其所考证应各有依凭，只是或许囿于所见路径的不同，才有以上龃龉。不过，三人中郭沫若在考古、历史、古文字方面成就最高，郭说应更准确，此其一；其二，儒家于国民，浸霪两千多年，被广为认同，才能绵亘至今，舍此，任是其他何种力量都无法达于斯境。所以，吾从郭。
　　当然，孔子所谓“三年之丧”，是要人停了手中的“活计”守孝三年以报父母养育之恩的。但正如宰我所质问的——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所以，人们就逐渐以“隆重”的“三周年”来取代了，这样既守了儒家的孝道，又不使活着的人太过为难。也算是民间的智慧吧！
　　我还依稀听得有另一种说法——所以有三周年之礼仪，乃是由于人死后因了对人世间的种种牵挂，“灵魂”是不能立刻消散的。赖以附载灵魂的躯体既已不在，灵魂就只好漂泊。以三年为限，或许是灵魂已将最后的精气消耗殆尽，无力继续停留；或许是“灵魂”对人世间的种种欢乐也罢悲苦也罢感到莫可奈何，也便只好安息，死去的人才算真正入土为安了。
　　我所谓“考”者，并未溯本清源，提出更新的、更有力的论据，因而有拾人牙慧之嫌。但又想到牛顿不也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成就了他自己吗？这样一想，才稍觉心安理得。不管怎样，此次乡村之行归来后，我多方求索，厘清了缠绕心头多年的一个疑问。此益一也！
　　谒藏山
　　石山兄长之父的三周年祭，自有村里族人的操持，我们这些离家在外的人既不懂乡规，人家也不指望且不愿我们劳累。这“我们”中，有大著其名的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有省作协大型刊物《黄河》的主编张发、副主编谢泳、刘淳等等；有阳泉市文联的两位主席侯讵望和李银苟。此辈人物皆大名鼎鼎，在文学艺术的领域内各有千秋造诣，我忝列其中，也算有所荣幸了。
　　回来之前，张石山早有安排，由市文联和我出面，陪省里的作家们到藏山游转半日，中午赶回村里吃过“宴席”，行毕祭祀之仪，即可离开了。
　　正合我意。藏山离我们乡村不过十余里，可我只在十二岁那年四月逢藏山庙会之时，与村里的伙伴们徒步走山，去过一次，隐约对其地形概貌有些印象，至于内中的文化内涵，是全然没有知觉的。后来我少小离家，于今已近二十年，心中对家乡这样的一所名山，虽一直耿耿挂念于怀，却总是未曾实现前往拜谒之愿。今能成行，相偕的又尽皆文人大家，不亦乐乎？此益二也！
　　藏山在我们县域之内，是绝然独尊其大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胜境之所在。这景致有龙凤松、藏孤洞、天地根（女性之阴）、饮马池、梳洗楼、南天门、夕落晚照等十大景点可览。山翠水明，风景幽丽，沁人心脾。但更重要的，是具有两千年传承的文化内涵。
　　此处本名盂山（盂县之名山），因藏匿了遭佞臣屠岸贾灭族的晋国附马赵朔之遗腹子赵武而得名。“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后来，赵朔门客程婴和公孙杵臼“谋取他人婴儿”设计，以公孙杵臼和“他人婴儿”之死骗过屠岸贾，程婴与赵武“俱匿山中”十五载。十五年后，赵武在韩厥的帮助下成了晋国上卿，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诛杀了屠岸贾九族，报了血海深仇。而程婴为践与公孙杵臼的约定，也自刎而死。这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中有详尽记载。三家分晋后，赵武还成了赵国国君。
　　到了元朝，有名纪君祥者，将之改编成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将屠岸贾搜孤改成要杀普天下所有与赵孤同龄的婴儿，并将公孙杵臼买他人之子换孤演绎成亲子换孤，杀身成仁。表现了两位门客忠义千秋并救万民于水火的儒家道德品行和风范，千百年来为人所感动。
　　再后来，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伏尔泰也将中国的这一历史改编为《中国孤儿》。两年前，美国又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赵氏孤儿》。”这几年，《赵氏孤儿》又频频被搬上舞台，越剧版、话剧版、豫剧版、京剧版乃至电视剧，竞先上演。有人甚至将《赵氏孤儿》与莎翁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
　　可见，这藏山所蕴含的价值确乎非同小可了。应当说，这是我家乡在文化的和历史上的双重自豪。更直白些说，藏山存在的文化价值是儒家的节义、忠诚、献身，而非复仇之类。这在藏山入口处牌坊上“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已昭显出人心之所向。
　　然而这些年来，人们去藏山焚香朝拜、赶庙集会，只是向着藏山神祠中供奉的藏山大王赵武去了，赵武已不知何时变幻为神，既能延香火，启福祉；又能旱时洒甘霖，涝时治水患，春种秋丰收，出入保平安，总之无所而不能。相反，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人虽然忠肝义胆，感天动地，却无论在藏山的建制还是存在的意义上，都成为了赵武的陪衬了。想来，民众对皇权与神权的膜拜，依然是高于一切的。本该光大的忠义信诺等主题气脉是渐渐地被人淡忘了。
　　恰巧，归来不久，又看到山西作家韩振远先生所著的《山西古祠堂》一书，书中对藏山的文化基因和目今的价值流变，作了系统的扫描和几与我同声相和的质疑。诚哉斯言！我以为韩先生的慨叹是准确而到位的。
　　娱乐草台班
　　既是隆而又重的三周年大事，族兄石山是不能有所参差的。前一天晚上，在村里开映了两场电影，祭祀当日，又请了娱乐班来吹打。
　　这娱乐班，大都是原县晋剧团的人。剧团解散后，这些人便各各分散开来，但闲来技痒，十里八村的红白之事又需要他们来吹奏，一合计，就凑成了个小团体。娱乐班一般有男女五六人，平时各在自家，有了活计，彼此一联系，就到齐了，也就是临时凑合的草台班子。娱乐班，是雅称，俗称是吹鼓手或门下，但他们是忌讳吹鼓手这样的叫法的，认为是对他们的不尊重。所谓门下，也是过去延续下来的，以前吹鼓手们到别人家吹打，是没有让其进主家大门的规矩的，只在门外抹个泥火，一干人围定了就行，这种叫法其实也不抬举他们，不知怎么，他们却认可。
　　石山兄长之父三周年，这属白喜事，村里一向有红白喜事之说，嫁娶当然是红喜事；人高寿而逝或三周年，虽素服白衣，亦是喜事。一般，我们那里办红事，是不请娱乐班的，只在白事时才请动他们。而白事有新丧与周年之类，对娱乐班来说，这白事之分亦是不怎么在意的，他们的职责是吹拉弹唱，按主家事先的要求渲染气氛，主家的悲喜他们是熟视无睹了。
　　既是县剧团的人，就有十八般武艺。刚才还着戏装，舞水袖，咿咿呀呀地婉转着戏腔，转过眼来，就是时尚的歌舞表演了。舞是自学的舞，歌是旧时的歌，唱的人多是三十岁左右的媳妇，她们且颇有几分闯荡江湖的泼辣和姿色，水平虽不怎样，却并不显粗俗。在以前，我一直认为这样的歌舞是不登大雅的雕虫小技，甚而还有些龌龊，但现今，许是心态的转换吧，我发现其中自有存在的价值。
　　巧的是，村里又有一家老人刚刚过世的人家当日发丧，比这边的场景就多了些悲戚。过去看时，正逢娱乐班在演奏民乐。我当下就被这声音触动了。
　　憋足了劲先将唢呐一吹，凄婉悠长的音调顷刻之间撞碎了人的心肺，跟孝子大恸的悲声似的；接着有人操起笙，呜呜呜呜地配进来，声调起落迂回，西惶哀痛，凄凄惨惨戚戚的气氛瞬间便笼罩了乡村；然后操槌的人，将鼓击的天花乱坠，密如狂风骤雨沙场征战，疏似寒塘雁影雪落无声；再有青锣乘虚而入，当当的，有时是换气的音符，有时像剧烈运动后的喘吸。
　　唢呐声、笙声、鼓声、锣声，并及孝子的哭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浪浪卷过来，山村小庄就沉浸在一片哽咽中了。
　　这样的场景我经见过多次，逐渐感到这类草台班子在乡村有着不可小视的魅力。除了在白事中寄托活着的人对死者的哀思，兼而还是村乡里的文化使者。在我幼时，村里演一场电影，方圆数里的人都是要郑重其事的赶着去看的，回来后且要津津有味地叙述演绎一段时日。要是有富庶人家大办丧事，几乎全村的人都要停了手中的营生，围拢来，观看着并喋喋不休地品头论足。后来，年轻人背井离乡去都市里追寻更繁盛多彩的生活，乡村就日益衰败了。剩下的人家，也有无孔不入的电视传媒甚或电脑，文化生活较过去自然大为丰裕。如今围在四周的，不过是些妇孺孩童了。
　　但相信，这样的娱乐草台班子，是不应在乡村绝迹的。文化功用既渐消褪，对先人的追思和哀悼还要永续。
　　我的村庄宅院
　　中午与省市的各位文人作家推杯换盏，吃过了村里别具风味的宴席，被讵望主席一声招呼，上得车来，顺着村路向里，行过三里地，便是我幼时生活的小村了。
　　时值正午，村里人都在午休。放眼处起伏的山峦尽是青绿的树影草木，在这青翠的环护之中，安详地座落着我的村庄。很久以前，文人们就发出了近乡情怯的感慨，彼时的我，确乎是近乡情怯的了。
　　我是多么地熟悉这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啊！放学后，与同伴们铲野菜、拾柴火、捡蘑菇、刨红薯、挖水渠……当然也有闲依露井、笑扑流萤，池塘戏水弄蜻蜓的童年乐趣。村庄对面的一所庙院便是我儿时的学校，一眼乍看过去，好像经过了修葺，就是在这里，启蒙了我的心智。我身上既流淌着村庄的血液，村庄处处也有着他曾经的子民的身影。
　　然而自我随母亲及兄妹来到父亲所在的煤城从而离开村庄后，我是很少回来的。尽管这里是我真正的故乡，是养育了我的土地，我却总也找不到情感上的依凭。少时母亲以一介妇女持家的艰辛总是萦绕在我的心中，所谓民风淳朴乡情厚道之类的描述我是从未感知过的，山民自有山民的狡黠诡诈和诬赖。也许，对故乡的眷恋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宿命，而能否认同这里的乡情人意，却不可强求。
　　想回来看看，却总有所彷徨；想碰到少时的族邻，又不知见到了会不会显得局促。乡音虽在，物是人非，易于感时伤事的我，心态确是复杂而矛盾的。
　　市文联的李主席不住口地称赞着村庄的风水之类，就来到我的老宅庭院前。院落是整齐的四合院建制，房屋久无人居，栉风沐雨，虽还不至于破败，却也老态龙种；院门紧锁着，透过门缝向里张望，院内杂草丛生，遮掩了这里曾经的人气。时光，就在这不经意间，不着痕迹地抹去了一个人所有曾经的幸与不幸，所有的欢笑和哀愁。
　　夏日的山脉尽管漫延着一绿千里的活力和生命，可是我的村庄，我的宅院，是日渐不可抗拒地衰败了。青壮后辈们一茬一茬地从这里走出去，找寻他们内心深处萌动的梦。尽管找寻的不无艰难，走时却是决然，毅然，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淘剩下的，便是老弱病残了。我的村庄呵！
　　数几人轻轻感叹一回，就转身离去了。乘了车子，继续向里行进，仅几分钟便来到讵望主席的村庄老宅。依然是，几人在院外青石铺成的村街上站了站，随意谈论着。我的内心里涌动着别样的情愫，独自在一旁，默默地想，在这不经意的话语中，埋藏着多少儿时的梦想和企盼呢？又隐含着多少当下存在的焦虑、窘迫和困惑呢？
　　乙酉之夏
　　于阳泉碧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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