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喻横空，妙比天成——《围城》语言艺术一隅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围城》作为一部带有浓厚讽刺意味的作品,理所当然必须有高度的语言技巧。博学广识的钱钟书先生,以一种平心静气的客观的笔调写出这篇作品,娓娓道来,平易而不平庸,精练而不雕琢。在流畅的行文中,信手拈来的冷嘲热讽,妙趣横生的比喻和象征,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无比新颖准确。《围城》不象《儒林外史》那样,爱憎分明,讽刺一个人就骂个狗血淋头,说一个人好就正面侧面都不乏赞美之词,《围城》中的角色无所谓好与坏的占绝大部分,这种叙事方式更接近《红楼梦》。“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又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多得的。其要点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1](P338)围城中很多人物,如方鸿渐、赵辛媚、孙柔嘉、苏文纨、方晓翁夫妇、董斜川、汪太太等,都是各有褒贬,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从来不一语破的,说出一个人物的好和坏。围城中每一个人物的出场,都象中国戏剧自报家门一样来一个仔细介绍。然而,几乎每一个人物的介绍,对他生活经历、性格、肖像的描写,钱先生都是抓住一个或几个最主要的特征来写的,这是语言表达中事半功倍的方法。如董斜川的出场:“气概飞扬,鼻子直而高,侧望象脸上搁了一张梯,颈下打的领结饱满整齐得使鸿渐绝望的企羡。”乍一看来,真不知道是褒是贬,既写他气宇轩昂,为什么又要说鼻子象梯子呢?在大大揶揄了褚慎明一通后,开始给董斜川报家门了,从父亲说起,讽刺连篇,到后来的对话中,董斜川一口一个世伯,活活画出一个前朝遗少的形象,可是整个来看,他倒算不上一个反面人物。在
船上那么仔细地描写了孙太太的儿子的相貌,到后来与曹元朗的相貌连在一起。方鸿渐买文凭一节到后来又扣上了韩学愈的假博士之环。可见,钱先生着墨之错落有致,点滴成声,甚至连人物姓名,钱先生也不含糊派上用场。苏文纨之所以姓苏,唐晓芙之所以姓唐,好让周太太骂鸿
渐时更显出“芝麻酥糖”之双关妙语:“什么酥小姐、糖小姐会看中他。”周太太一家之所以姓周,都是为了方鸿渐的父亲好在日记里写方鸿渐不食“周”粟。为了把李梅亭骂个痛快,钱先生借赵辛楣的脑瓜找出一个“梅亭”的同音词来“mating”(交配)。除了心平气和的揶揄讽刺之外,钱先生更是用了数不清的象征和比喻,为小说增色不少。书名《围城》就是一个象征,正文第96页通过褚慎明、苏文纨之口直接点出了“围城”的出处,在这里,围城只是象征束缚人的婚姻,但是纵观全书,明眼人都能够看出围城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婚姻之外,一个学校、一个城市是一个围城,甚至偌大的中国也是一个围城。处于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进来将被黑暗势力吞噬,出去也不一定有好结果,因为整个世界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围城罢了。另外方晓翁送给方鸿渐夫妇的那只阴森森的祖传老钟,陆太太的哈巴狗Bobby等物件、人物、细节都无不是一个个绝妙的象征。“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2](p36)作为一个研究文学思维的大学者,钱先生对于比喻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不合,不能相比;两者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欲高。”[2](p37)这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本体和喻体。这段文字论述了本体和喻体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比喻效果的关系,《围城》中那些信手拈来、浑然天成的比喻,是钱先生对自己理论的完美实践。我们来看汪处厚的肖像描写,作者抓住了他脸上最显眼的特征:眉毛长而胡子、头发短。大帅的胡子象仁丹,这是较通俗的比喻,而汪处厚的胡子不翘然而起,又不飘然而袅,于是乎联想到和胡子无关,却与汪处厚胡子相象的新式标点——逗号“,”,这可合上了“分得愈开,合得愈意外”之说了。然而即使分得不开,比如胡子眉毛,都是人身上的同类之物,一经比较再加上幽默的讽刺,同样妙趣横生:“嘴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这还不够,还有头发呢。“四十开外的人,头发当然半秃,全靠这几根胡子表示老树着花,生机未尽。”“因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这叫“比喻的二柄”[3](p38)。即同一个喻体,同时可以比喻正反不同,褒贬有别的两个以上的本体。同一双眼睛要迸出眼眶,鲍小姐因为愤怒,“脸飞红,大眼睛像要撑破眼眶”。而“褚哲学家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药’,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活生生地再现了一个色鬼的神态。但钱先生的这个理论是针对古今中外一切艺术家以比喻作为表现手法而提出来的,对于同一个作家,如果老是翻
来覆去的用一个喻体,反倒显示出他语词贫乏。“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motatum)同而旨(significatum)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孓立应多,守长处变。”[3](p39)。即作为比喻中的本体,具有两个以上的特性,可以用一个合适的喻体。方鸿渐去轮船码头准备搭船,到三闾大学去时又遇见了在海轮上看见的法国警察,一个寒窘可怜的乡下法国人,现在成了挺胸腆肚子的“大蛤蟆”。一个殖民者,在殖民地上首先是趾高气扬,这是第一个特性。既然在殖民地上,盘剥殖民地的民脂民膏,必然养得肚胖臀胖。用一个昂首高鸣,臃肿肥胖的虾蟆把这两个特性一下就显示得透彻无比。下船时遇上警报,李梅亭把眼镜取了“两只大白眼睛象剥掉壳的煮熟鸡蛋。”这里只点出了本体眼睛的一个特性:白多黑少。然而接下去,这个白多黑少的伏笔又被重新提出来了。赵辛楣:“我留心看他眼睛,白多黑少,是个淫邪之相。”至于黑格尔美学中提到的隐喻(相当于中国的借喻)、意象比喻(相当于中国的暗喻)、显喻(明喻),在《围城》中也不乏其例。正文第48页提到1938年春天,“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象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身心里寄篱。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案件,添了孕妇。”这里用了明喻和借喻。至于其他的明喻更是使人眼花缭乱,又多又妙。暗喻也非常之多,如赵辛楣请方鸿渐等吃酒,为了扫方鸿渐的面子借酒急把他灌醉,谁知反倒惹起苏小姐对方鸿渐的怜爱之举,“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全成酸醋。”钱先生在语言表现方法上的多样性,限于篇幅,不致多论。总之,比喻也好,象征也好,幽默犀利也好,都说明钱先生的语言才能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中极其难见的娴熟和精美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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