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师“招考”进城 招出多少尴尬？

　　经过多番研究，区教育局决定，从农村抽调教师来缓解这一矛盾。但采用什么方式抽调，才能被广大教师接受呢？终止以前农村教师进城方式，是否会给改革带来来自各方的压力？
　　为确保改革能顺利进行，区教育局商定，借鉴国家公务员考试模式，对所有申请调入城区学校的农村教师实行考试，择优录取，以体现公正性和公平性。
　　改革方案确定后，8月28日，备受农村教师关注的进城考试，按计划如期举行。但让组织考试的区教育局始料未及的是，原本公开、透明的考试进城方式，却遭到了一些教师的质疑！
　　“我感到难受的是，原本想为农村教师做件实事，却最终招致骂名。”区教育局局长陈立静说，“在设定考试之初，虽然我们想到了方式的公开性，但万万没想到方式透明了，反而有人会质疑试题的设计。倘若下次试题设计科学了，也许还会有人提出其他异议。反正，只要改革就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就会有不同的声音。”
　　陈立静坦言，作为教师进城方式的第一次改革尝试，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比如，一次考试能否全面体现一位教师的教学水平、能否要求每个农村学校对教师报考进行名额限制，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这次试验才能显露出来。但经过这次尝试，明年招考可能就会在考试之外再设置另外一套考评体系，对申请进城教师进行业务能力的综合测评。经过这次尝试，明年也许还会考虑对每个农村学校实行限量报考。
　　陈立静说：“这次教师进城方式改革在刺伤少数教师自尊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伤了我们面对沉重历史包袱、锐意改革的热情。但是，只要农村教师队伍超编和城区教师缺编的现实存在，更大的改革还将在后头！”
　　一幅解开历史“死结”的“路线图”
　　如果说，农村教师进城考试只是夷陵区教育改革的第一块“基石”，那么，陈立静所说的下一次更大的改革将会是什么？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应该怎样去应对这即将到来的制度性变革呢？
　　在陈立静眼里，如何根据辖区内人口出生率变化规律调整学校布局，是他最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在该区的一些乡镇，已出现了学校生源不足而导致的校舍闲置现象。如果人口出生率较上世纪90年代继续下降，那么闲置的校舍可能还会更多，重新调配现有的教育资源就势在必行！
　　据了解，目前全国许多地区学校的设立，基本还是根据上世纪90年代初各地的人口密度配置的。但依据湖北省提供的人口数据，截至去年底，湖北省年均增长率，与1990年和2000年两次普查间年均0.95%的增速相比，已经降低了0.71个百分点，人口增长总体上呈现进一步放慢的趋势。而此后几年，人口出生率又将出现一次短暂的上扬。
　　这样一个人口变化趋势，对于教师队伍本已严重超编的夷陵区而言，将面临一次巨大挑战：大量分布在农村的中小学需要新一轮的合并或调整，而大量冗余教师将如何安置？
　　对此，陈立静的改革“路线图”是，在维持现有教师编制的基础上，让全区教师呈一种“波浪式滚动”的态势，即当入学儿童处于人口峰值期、中学生源出现短暂不足时，将冗余的中学教师调拨至小学，以缓解小学阶段出现的入学高峰压力；当小学“度峰”结束、中学出现高峰时，教师也像学生升学一样，跟随学生一起“升”入初中；当初中“度峰”结束、高中出现入学高峰时，教师再和学生一起“升”入高中。这样，可以在不额外增加编制的前提下，保持全区教师队伍的总量平衡，为将来可能的改革“预留”空间。
　　然而，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水平是否能适应这种“滚动”要求？如何使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教师具有这种“滚动”能力？这些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据当地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该区正在制订新的教师学历教育方案，计划自明年起，每年从教育经费中划拨一笔专项资金，将教师分批送入师范大学“回炉”，以提高教师在今后改革中的适应能力。
　　任何变革都会是艰难的，变革结果终将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记者手记 “阳光化”改革之痛
　　“改革”，是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既有教师养老保险改革，也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还有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等等。在这些新近推行的改革中，虽然有的是在为教师筹划未来，有的是在提前为他们未来的生活构筑比较完善的保障机制，但相对于这些“遥不可及”的未来，大多数教师关心的还是，改革能给他们的现在带来哪些看得见的实惠和好处。
　　5天的采访，脑海里总闪现着中学老师曾讲过的一种物理现象：夜晚，当我们从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突然进入黑暗的户外时，我们的眼睛似乎什么都看不见。但几分钟后，黑暗中的物体开始渐渐明晰。
　　这种现象虽然在课本里只是揭示人眼对于光线适应性变化的奥秘，但它似乎也能诠释一些令人费解的生活现象。
　　就拿这次农村教师进城方式改革来说吧，过去进城主要是通过托朋友、走关系，虽然几乎所有教师都心知肚明，但大多数最后还是在“忍气吞声”中默认了。久而久之，大家便习惯成自然。而当夷陵区教育局今年以公开招考取代“暗箱操作”后，那些对旧有方式早已习惯了的人，在面对均等的进城机会时，因未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一时半会儿还难以迅速适应突然改变的环境。
　　人们对前后两种进城方式的不同适应性，正与人眼对光线适应性的变化规律相似，长期在一种环境呆久了，突然改变环境中的某个变量，他们便不知所措，甚至无所适从。这就是人们惯性思维作用的结果。这种思维可以接纳各种不合时宜的旧传统，却无法接受和面对新生事物的突然闯入。
　　回望此次进城方式改革，应该说，较之以往，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它体现了公开性、透明性，也为大多数教师提供了一个公平竞技的舞台。
　　但是，在改革的制度设计之初，由于个别细节的失误和缺乏公众的决策参与，因而给改革者自身带来了许多阻力。像鸦鹊岭高中1/8的教师一次性被调离，显然既不符合改革初衷，也对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这也许是改革者所始料未及的。
　　从教育均衡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大批农村教师被招进城，那么师资力量原本薄弱的学校就会进一步“塌陷”。表面上虽然抽走一位骨干教师可以从其他渠道回填一位，但这只是量的平衡而非质的对等。因此，这种改革应当慎之又慎，而不能以牺牲农村教育的长期稳定发展作为代价。
　　当然，这次改革的尝试虽已在阵痛中尘埃落定，但它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次教育改革的尝试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尝试让我们在感受改革之难的同时，也看到了推行改革最艰难的，不仅仅是制度设计本身，还应该深刻思考如何在现有条件下统筹好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一现实命题。（本版撰文/摄影 本报记者 柯进）
　　《中国教育报》2006年12月17日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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