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比较美国十九世纪女作家伊迪丝·华顿与张爱玲  　　伊迪丝。华顿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与她相差几乎一个世纪的中国女作家张爱玲，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份量的作家。尽管她们不同国籍、不同时代，但相似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经历背后所形成的类似的创作心境与人生感悟，使得这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在整体氛围营造、具体人物以及情节结构设置上呈现出了惊人的不谋而合。　　对个人气质与性情最早的塑造来自家庭，张爱玲与伊迪丝的家庭出身和她们的早期经历在她们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她们作品中那贯穿始终无法言说的苍凉寂寞，也许可以追述到她们的儿时。 
　　伊迪丝于1862年出生在老纽约的名门望族，她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子，两个哥哥分别年长她十二岁与十六岁，这样的岁数差异使得伊迪丝像一个独生女一样寂寞的成长，家庭对于她来说并非一个温暖的所在，幼年的孤独感陪伴了她终身，并且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深深的体现。童年最快乐的记忆是在伊迪丝父亲那间昏暗弃置的图书室里消磨的时光，在一个由文字虚拟出的世界里，伊迪丝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乐趣，很快，当她再大一些，她开始尝试自己写故事。 
　　与伊迪丝一样，张爱玲幼年的的家世可谓显赫，她的曾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洋务派大臣李鸿章，祖父则是张佩伦，张爱玲她幼年时，便在对祖辈的好奇心驱使下，看了大量的祖父的著作，也包括当时流行的曾朴所写的小说野史《孽海花》。祖父郁郁不得志的笔墨抒怀，历史的更替与沧桑无比真实的从小爱玲的指间流淌了过去，在她的心里深深的留下了痕迹。大约在七岁的时候，小爱玲就在一个旧帐簿上开始了自己最早的文字生涯，“开头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⑴，当然只是虎头蛇尾的残章，但她却认真的“从九岁起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了”。⑵可以说，张爱玲与伊迪丝的贵族出身，是她们之所以成为后来的自己的一个先天条件。也是她们的研究者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同时幼年的孤寂与接触文学，使她们比同龄人都早慧早熟，而早慧与早熟使她们养成了内省的倾向，能够从自身的经历中提去更多的东西，从而有可能将有限的阅历转化为深度的人性体验，直至构筑成属于个人的虽然狭小却相对深邃而完整的经验世界。 
　　从她们各自所处的时代大背景来看，都同样充斥着巨大的动乱与变革。封建士大夫的鼎盛时代随着民国的到来而风流云散了，张爱玲的家庭作为传统的旧世家望族，虽然还在短时间里还维持着过去的排场与体面，然而在繁华的底子下，一种由内而外的腐蚀衰败正不可避免的扩散开来。在张爱玲心中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小时候曾摇摇摆摆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看到遗老的眼泪滚了下来。可以说，张爱玲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成为了一段历史的见证，只不过，在她特有的敏感的心灵中，乱世的投影要格外浓重一些。那句著名的“成名要趁早啊”，正是张的内心对于当时所处世道极度不安全与虚无飘渺的反映。在《传奇》再版序言中她这么写道：“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⑶华顿夫人对于战争也是如此的充满了恐惧，她承认，自己永远的被战争改变了。一战爆发时，她正在法国，亲眼目睹了巴黎历史悠久的文明被无情摧毁。1914年到1918年间，对她而言，意味着一次感情上的巨大荒废与彻底破坏；意味着整整一代的年轻人的死去；无数不可替代的古老建筑和纪念碑被毁坏；成千上万人包括孩子的流离失所。战争以德国失败而告终，伊迪丝。华顿，与无数她的同时代人一样，都不可能再和原先一样了。那种她所熟悉的文明将被彻底摧毁的恐惧变成了可以深切感知的现实。 
　　她的另一种恐惧则来自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处于新旧交接中的纽约。作为老纽约上层社会中的一分子，这场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是一种毁灭感与悲观的末世情绪。新兴资产阶级迅速的崛起，以他们的金钱冲开了等级森严的上流社会之门。老纽约引以为豪的结合紧密的小圈子，严格恪守的几代人沿袭下来的道德规则和行为规范，在不知不觉中被撕开了一道口子。一种全新的不同以往的自由气息侵入了老纽约的堡垒。 
　　对于伊迪丝。华顿来说，“老纽约”社会不仅是她父母以及本人生长的环境，更是她一生无法摆脱、充满复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