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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问天六题
我不知在中国还有什么比教育和孩子考大学更多的话题能引起百姓的关注?在我漫长和众多的采访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他们向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使我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并无所适从。
我的高中班主任张伟江老师,现在任上海市教委主任,而现在成为他顶头上司的国家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就是从上海调到北京来的,张伟江老师和陈部长过去就是熟人,他比谁都清楚陈部长上任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步子够大的了,但张伟江老师依然告诉我,有些问题需要“问天”,并非主管部门能全部回答和一下子解决得了的。
于是,我只好代百姓恸问苍天——
一问天:王蒙为何只考六十分?
当过文化部部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王蒙先生也有过尴尬:他做过几次现在的中学语文试卷,结果成绩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是60分,剩下的则是不及格。
也许在当今这个数字化时代,拿笔杆子的文人已经被贬为低智能的一类人了,但我们唯一自信的是我们在文字方面的能力还可以与别人比试几下。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今天,我们唯一的优势也已失去,可以写文章、出巨著的人,竟然连一个中小学生的语文水平都不过关。
某君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儿子在他的熏陶下已经出过一部长篇了,可是他也不无悲哀地告诉我,他在儿子初中时的一次期中考试时为儿子搞了一次“押题作文”,结果大作家的“押题作文”只得了52分,老师说那篇作文缺乏规范语言。儿子从此再不敢让作家父亲代劳上阵了。
作家莫言的女儿曾把他的著名作品中的某一段“借”去写入作文之中,等老师阅后女儿拿回家给他看时,莫言脸上现出了惭愧与怒气:我的作品没有一句不是病句?
诗人邹静之为上小学的女儿做过一次吃力不讨好的事:老师要求根据句子的意思写成一个成语,比如将“思想一致,共同努力”改成成语。邹静之对女儿说应该是“齐心协力”。结果老师批错,标准答案是“同心协力”。另一题是把“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的意思写成一成语,邹静之经过一番认真动脑后,指示女儿应该写“栩栩如生”。可第二天,女儿生气地跑来向父亲责问道:爸,你怎么又说错了,老师说应该是惟妙惟肖。诗人邹静之气得说不出话了,不过他真想用他那支多情的笔,呐喊一声:一切都见鬼去吧,这样的教育,只会将我们的孩子往死胡同里引!
顺便说一句我本人的经历。因为那个浩劫的年代,使我连最基本的小学拼音都没学好,但我自认为从上学到现在,写作文一直在同辈中超众,故在女儿面前唯一感到优势的是“你的作文我可以包你到上大学”——我向女儿一直很自信地表示过,确实女儿从“当作家”的父亲身上得到过好处。但进入初三后的女儿,突然有一天在我继续“主动”向她请求“上阵”时,她拒绝了,并坚决而无情地告诉我:如果再按你的作文做,我可能就得被撤掉语文科代表,严重的话,我可能连中考的成绩都要被拉下来!我的天哪!女儿的话,吓得我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我那点自感“优势”的写作本领了,而且现在发展到她写作文都不要我“指导”了。女儿说如果我不照老师的要求去写,就肯定得不到高分,你愿意你的女儿考不进重点高中?考不上大学?所以,为了你女儿的前程,老爸你暂时委屈一下大作家的自尊吧。
女儿的话多少让我感到一丝安慰,但我仍感觉内心的意绪难平。后来我真的看到了——
《北京文学》1997年11期抛出那篇《忧思中国语文教育》,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等报相继展开了“炮打中国语文”的一篇篇檄文。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加入了“中国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北大、复旦、中山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著名学府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们的加入,使得中学语文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教材编纂上的问题是中国语文让人最伤心之处。”这几乎是所有专家和学者们共同的“痛恨之处”。
“从建国到20世纪末,50年间,我们共有过九套语文教材,早期的几套教材里,知识性占首要地位,中期的几套,则充满了政治色彩。80年代以后的语文教材似乎有所注重人文意识,可惜所编排的教材内容,几乎缺少可以同这个时代同步前进的新内容……这样的语文教材不让我们的孩子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中,成为人文精神和知识方面的矮子才怪。”
“到下个世纪,孩子们都会使用互联网,并在网上购物与设计星球上的新家园,可是他们却不会去面对和处理身边的人与人的关系,甚至不懂得运用最基本的语言建立自己的民族精神。”
“未来的社会,什么都可能发生,我们可以与别的国家的人一样去登月球,一样可以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然而我们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