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杂感

　　孤芳自赏是文人与生俱来的习惯，遭受挫折之后顾影自怜又是文人常有的状态。李白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来，把自己捧得比天还高；张先五十二岁还只是个嘉和小吏，遇府会而不赴，“临晚照，伤流景”。
　　文人就是这样，往往因为太看得起自己而受伤害。要知道“社会”这东西根本就不让你有自傲的空间，“普遍联系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所以，人总是在碰壁中长大，在挫折中成长。说到底，人不过是尘世之一芥，沧海之一粟，到哪儿都有压着你的东西。做学生有老师管着，工作了有领导管着，回家了有家人管着……人这一辈子大抵都是为别人活着的，而真正意义上为自己活着的人，不是疯了就是早亡。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顾准就是。他一身都是才华，而且都长在外面。一身都是骨头，而且也都长在外面。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有了其中一条，便几乎注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顾准却兼而有之。那么，他不受磨难谁受磨难，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当今中国，成熟的标志就是学会“中庸”。当然，时下流行之“中庸”于夫子之论已经与时俱进得多了。作家王朔说“不要把自己当人”，就是无奈而又刻骨铭心的释语！为了保住饭碗，我们常常不得不恪守古训：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否则郁郁不得志是常事，遭受排挤、打击更是家常便饭。李白便是最好的例证，才华横溢的诗篇只是供人取乐的笑柄，满腹的经纶只是自娱自乐的资本。什么治国平天下，什么文侯者达，这些只是统治者用来欺骗文人的“招摇幡”。
　　或曰：“胡为不趣，彼且焉附？”这是一句经典的劝世文，它要我们学会低头，只有俯首称臣者方能比附于形势。中国就有许多人是吸收并消化了这句话的，于是一个个跪着生活的文人浮出了水面：有跟随王莽篡汉的扬雄，也有代曹丕逼宫的华歆；自私自利，有出卖恩师的宋玉，也有借史扬名的魏收；卖国求荣，有陷害忠良的秦桧，也有骂名千古的和绅。
　　在中国，纯粹的文人是没有出路的，除非在一个统治者本身就有点“文”的时代。宋朝是历史上文人最能呼吸自由空气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在太庙前立下 “（宋）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的誓碑，所以，苏轼尽管屡次触犯当权者的颜面，也未获死罪；所以，李纲等为首的主战派力挺斗争，也未招杀身之祸。
　　其实，苏轼大可以为中国文人骨子里的精神偶像，他是一个始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他不放弃为官的机会，但也绝不投降于任何势力。他不故作姿态，但也确实超然物外。他不满王安石新政，不容于朝廷，自请外放；他认识到司马光封杀一切新党的行为，与新党实属一丘之貉，上书谏言得罪旧党，自请外放。遭遇“乌台诗案”远放黄州，在经历过“寂寞沙洲冷”的心灵折磨之后，他的精神境界陡然提升，随便吟出的诗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倚杖听江声”为彷徨中的文人指明了活着的态度。
　　文人啊，我们现在已是政治上的矮子，经济上的侏儒，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没有了骨气，要知道文人的家园应当在精神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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