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直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前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不只是挂在嘴边的豪言壮语，而是浸透着艰苦卓绝的奋斗之情；“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不是振臂高呼的口号，而是融汇着爱心与汗水的艰难跋涉! 
　　面对刘海洋伤熊、马加爵杀人、复旦研究生“虐猫”，我们痛心疾首。　　
听到北航广西招生有猫儿腻、博士生乞讨、北大学子轻生，我们感慨万千。 
　　有关教育的悲剧充斥媒体，刺痛着我们的眼球也刺伤了我们的心! 
　　从科举制度的开始到八股文的形成，从文化大革命的掀起到应试教育的转变，我们的教育似乎永远是一个痛!剥开伤疤就是痛，痛定思痛，也许能够唤醒我们日益麻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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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例一： 
　　2004年10月12日新华网成都电：四川大学两博士生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被勒令退学。经查实，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03级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王振平发表在《生态经济》2004年第5期的论文《现代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全文6500字系一字不落地抄袭东北大学王子彦、陈昌曙两人发表在1998年第2期《自然辩证法研究》上的同名文章。宗教研究所2001级宗教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沈杰，在申请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中抄袭别人的成果达5000字，主要抄袭该宗教所已毕业博士生詹石窗所著并已正式出版的《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一书中的内容。两人剽窃他人研究成果，严重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在国内造成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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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著名大学教师李其荣所著《移民与近代美国》，系剽窃我国17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含专著8部，论文14篇。 
　　●某著名大学著名教授的《南极政治与法律》，严重抄袭澳大利亚西部大学法学教授的专著，从第一章到第八章(15－354页)基本上全部是剽窃。 
　　●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某大学教师李斯的学术专著《垮掉的一代》，几乎原文抄袭美国学者约翰·泰退尔的专著《裸露的天使》。 
　　●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出版的近10部法学著作，据媒体披露，主要是剽窃和利用职务巧取豪夺。 
　　●武汉大学经济学某教授，为了破格提为博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得一纸出版证明，然后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从而评上教授和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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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者，就应该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在道德上有堪为楷模的品质。与纷繁复杂的社会相比，有人说，大学是一片净土。那些在净土中、象牙塔里做着高雅学术研究的大学教授们，正因为探究着世界的普遍真理，教育着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纯净也最受尊敬的人。 
　　作为“最受尊敬的人”如果丧失学术道德抄袭剽窃、弄虚作假，那么就没有资格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正如天津市语言学会某学者所言：“开展学术批评、反对学术不端、维护学术尊严，是关涉中国学术与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每一个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 
　　 
　　事例二： 
　　2005年8月20日《潇湘晨报》报道：年仅26岁的博士生孟懿，在就读的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跳楼身亡。孟懿“毫无征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什么也没带走，却给他的父母、亲人、导师留下了无尽的痛惜和喟叹。而他自杀的原因却是厌世，想偷懒，精神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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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0月28日《青年时报》报道：王拥军，30岁，复旦大学博士生，离校出走。据他父亲王金书反映：“王拥军进大学读博后，谈过几次恋爱，都失败了。从2003年开始，他疯狂地喜欢上一位女孩，但对方已有男朋友，他追求失败，这个打击让原本就有点高傲的他变得消沉，这可能是导致其出走的重要原因。” 
　　●2005年2月3日人民网发了题为《厦门大学博士生上吊自杀 留下遗书称患有乙肝》的文章。 
　　厦门大学一在职博士生在敬贤楼宿舍浴室内上吊自杀。刘某在卧室留下一封遗书。从遗书的内容来看，刘某因患有乙肝“小三阳”而担心，因此产生自杀念头。 
　　●2004年9月24日《新京报》报道：北大女博士从13楼坠下身亡。警方认定系自杀事件。负责该案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重大责任事故调查组组长杜庆一告诉记者，女博士自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工作压力过大是一个原因，另外也跟情感等问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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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5年2月起，包括孟懿在内，我国已先后发生了4起博士生自杀的悲剧事件。这些智商超群、勤奋好学的“有为青年”，其情商、意志力和责任心，竞如此低下和薄弱，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教育本是充满情感和爱的事业。现代教育不仅要培养富有智慧的人，还要培养情感健康的人。因此，学校教育不仅要满足学生适应自身发展的认知需要，还要满足学生丰富多彩的精神需求。但反观我们当下的学校教育一一包括中小学和大学及研究生培养机构，仍存在着重认知能力的培养、轻学生情感的体验和发展，重智轻德、忽视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关注等弊端。换言之，我们的学校教育十分缺乏“情知教育”，只是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开发智力，甚至片面追求升学率当做教育的重要目标，而忽视了对陶冶情感、培养意志、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这些更为重要的教育目标的追求。 
　　博士生孟懿的自杀，让我们再一次地思索“教育的终极价值究竟是什么”这一现代教育的根本性问题。 
　　 
　　事例三： 
　　2005年3月1日《外滩画报》报道，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浙江籍学生董秀海因涉嫌伤害罪被公安机关刑拘。2005年2月5日，马开亮因为阻拦董家建墙，被董家四兄弟打死。据目击村民们说，直接导致马开亮死亡的原因，竟是在清华大学读行政管理学博士的董家小儿子董秀海，用压瓦的椽木砸在马开亮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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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岁的董秀海在新建镇甚至缙云县都小有名气。1992年，时任缙云中学校长的陆光大策划开设一个从全县招收学生的“尖子班”，每个乡镇只能推荐一名学生免试进入，12岁的董秀海便是其中之一。在整个高中阶段，董秀海始终保持全年级第一的优势，并获得全国化学奥林匹克二等奖、全省物理奥林匹克一等奖，数学也在省级奥赛中得了奖。最后，他以数理化近乎满分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 
　　当年曾资助过董秀海的企业界人士——缙云新建镇野鹰电动车厂总经理周建华说：“至少不是很懂事吧，不懂做人的基本道理，到了大学后，都没来电话报个平安。” 
　　周建华回忆说，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得知缙云有一批考上大学却读不起的贫困生，当地政府号召企事业界资助，周建华就挑了山岭下村的董秀海。“清华大学是中国最知名的学府之一。他能去那里读书，也是缙云人民的荣耀。”于是周建华个人拿出4000元亲自送到董秀海家。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让周建华开始怀疑董秀海的人品，接受了捐助的董秀海，去了大学五个月也没给周建华及其他捐助者去过一个电话。 
　　●2005年7月21日《北京晨报》报道：殷兆辉，28岁，北京理工大学机械设计与理论专业的博士研究生。2004年11月29日，殷兆辉与女朋友王某相约会面，因语言发生冲突导致殷兆辉猛掐王某颈部，致王某机械性窒息死亡，随后他又将王某尸体拖至宿舍阳台处并抛至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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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18世纪说过一句话，“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心中没有国家，没有亲情，没有感恩之心，这样的博士的价值等于零。 
　　浙江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建华认为：董秀海的道德水平并没有随知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不具备一个社会公民最起码的道德修养水准。这是导致悲剧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 
　　董秀海、殷兆辉的种种行为证实了他们是缺失人文教育的学生，而涉嫌命案更是人文教育缺失后的必然恶果。 
　　 
　　事例四： 
　　2005年7月6日《金融时报》发表了题为《名牌大学博士街头乞讨 自称只想过简单生活》的报道。 
　　1986年，陈某是某名牌大学第一位热能博士。1990年，陈某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学校为他分了房子，还把他的爱人调到学校工作。1994年，他和爱人双双辞职，准备出国到澳大利亚发展，但签证迟迟没有办下来。 
　　出国不成，陈某在外面开了个小公司。由于他不谙市场深浅，又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公司很快就垮了。公司停办后，陈某也曾四处找工作，但一直很不顺，碰了不少钉子。从此，陈某就一直待在家里，他不想出去找工作，也不愿意工作，只想过所谓简单的生活。 
　　据报道，他说，乞讨对他来说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我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怎么看，也不想为生活所累，我只想过一种最简单的生活。”他还解释，自己只是每周末才出来乞讨，因为周末乞讨所得就足够自己生活一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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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9月29日《华西都市报》报道《清华博士被低劣骗术所骗 大叹无社会经验不行》。清华大学土木专业博士李某回成都探亲，听说洛带镇的古建筑很有名气，就准备从红牌楼赶车到洛带镇去看一下。刚走到车站，就有一女子上前说，中秋节公司搞活动，免费送他一件衬衫。李某接过衬衫准备离开。该女子却说：“你运气真好，中了我们公司的大奖。”李某随后跟着女子到红牌楼商业广场附近领奖。到了领奖处，该女子却告诉他，这份意外大礼要先付1000元钱才能领到。然后又向他鼓吹了一番礼物有多贵重。李某稀里糊涂就掏钱给了该女子。当他拿到礼物拆开一看，才发现这神秘礼物竟然是一瓶洗涤剂。事后他告诉巡警：“书读得再多，没有社会经验还是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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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年，新闻媒体报道女大学生、女研究生被拐卖之事，让人震惊，而最近武汉某大学一位大学生在街上迷路竞不知所措地号啕大哭的新闻更令人深思。在震惊之余，我们会批评、指责现在的独生子女缺乏动手能力，缺少自我防范意识。但实际上，是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缺少一种防范意识，正是由于我们的失误，才导致教育环节上的脱节，才造成学生综合素质的欠缺。 
　　 
　　事例五： 
　　王垠，四川省眉山人，清华大学在校生。因不满清华教育，自动申请退学，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他在退学申请中称：自己不认同清华的博士教育，认为博士教育就是“paper论文paper还是paper”，而他的成就是“我的自我培养”。 
　　2004年发表《完全用finux工作》和《写给支持和反对<完全用finux工作>的人们》的文章，在中国的计算机和finux阵营引起极大轰动效应，成为水木linuxapp版和中国多个finux社区的偶像级人物。 
　　2005年，王垠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参加IEEE／ACM Asia and South acific DesignAutomation Conference(ASP-DAC 2005)国际学术会议中获得Best Paper Award。这是自ASP—DAC会议举办以来大陆论文首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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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丹青，52岁，1980年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被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后游学美国。2000年，他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为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04年年底，陈丹青向院方与校方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 
　　他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 
　　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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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僵化的教育体制，已经到了让有良知的人无法忍耐的程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愤然辞职和王垠的退学事件，不仅是告别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回归真实，而且也是对现行体制中不合理和荒谬的规则发出的挑战和拷问。 
　　 
　　[问题探究　对症下药——中国教育弊端分析] 
　　 
　　不久前，病榻上的钱学森与前来探望他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一番对话，值得深思。在那次谈话中，两人一致认为，我国的大学教育确实还存在着缺陷。然而，作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大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在谈到中国的大学教育时，却说中国的大学办得很成功。意料中的，这条新闻立刻招致了一片叫骂之声。那么，中国大学教育在世界上属于非常成功，还是非常不成功?杨振宁的话应该怎样正确解读?我国的大学教育成功与不成功处都在哪里?不管赞成还是反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确实存在着问题。 
　　2002年5月，苏州大学著名教育学者朱永新教授在教育网站“教育在线”论坛上贴出他的一篇演讲文章《中国的教育缺什么》，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迅速被十几家网站转载，引起了几千名网友的关注。 
　　在文章中，朱永新教授认为，中国教育缺的东西太多：缺钱、缺人才、缺公平、缺观念，特别是缺服务意识、缺人文关怀、缺特色、缺理想。